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距离我到山大报到整整23年零一天。

闫岩

十三年前的夏天，我拖着行李箱下公交车，从“山”字形的老校门进来，穿过蝉鸣的林荫，来到绿影婆娑、人声鼎沸的小树林。依稀记得当天有点儿下雨，大三迎新的学长学姐们跑前跑后地送新生。青春，就从小树林开始了。

我当时住四号楼。常规的活动区域南起图书馆，北至大食堂，东到八角楼，西至西校门。小树林既是这一系列区域的中心，也几乎是我大学生活的中心。早起晨读，日常赶课，校报采访约在小树林，朋友聊天约在小树林，穿行学院，一抬眼的窗外也是小树林。那时候，文史楼东北角紧挨着小树林有一家文印店。偶尔因为学生活动挤在里面打海报的时候，会看见白发苍苍的先生拎着一个布包，慢吞吞地从里面掏出一沓手稿，指导打印店的小妹用五笔打字法打出拓片或古籍中的生僻字。偷偷瞥一眼，先生的名字好熟悉，似乎恰好印在必修课教材的封面上。

山大有我少年时代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先生和最好的课堂。讲文学史是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讲半个学期，近代和现代文学史各讲一个学期，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各讲一个学期。搞文学的人都清高而浪漫，贯通千年的文学史讲得荡气回肠。中国古代新闻史的课堂用的已经是方汉奇先生的教材了。主讲老师李开军刚毕业，带着文学博士的严谨和新老师的腼腆，讲得细致入微。刚刚大一的我完全不会预料到，以后会成为方汉奇先生的同事，过年过节还会去方汉奇先生家里问候。朱秀清老师讲新闻采写，谢锡文老师讲新闻评论，冯波老师讲传播理论，王咏梅老师跨界讲媒介伦理。那时候倪万老师和邱凌老师都刚毕业执教。倪老师那时候就笑呵呵的，课上还允许调皮捣蛋，我们私下里都叫他“倪老师万”；邱凌老师那时候似乎还在复旦读博士，会给我们放她在英国拍的片子，引起一片惊叹。最有趣的是李有田老师的摄影实务课，带着我们在黑咕隆咚的暗房里洗照片，红灯泡的光线映着一张张红红的脸，注视着自己定格的世界在显影液里重现。那是刚有小灵通的时代，手机不过巴掌大小，屏幕还没有两个一元硬币大。当我们挂着足以压断脖子的老海鸥相机满济南跑的时候，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要高看两眼，说一声“这是个记者咧！”。那一瞬间的骄傲足以加冕一个十七八岁少年的职业荣光。

那也是一个燃烧着新闻理想的时代。大一开学第一堂课，老师让大家说自己的职业理想。男生一半要当战地记者，另一半要去做体育记者；女生务实一点儿，战地记者一两个，其他的要么做深度报道，要么做主持人，要么做评论员。校园里光报亭就有四五个。《南方周末》经常售罄，《大众日报》《齐鲁晚报》一纸风行。女生喜欢看《瑞丽》《Vogue》《星娱乐》，男生喜欢各类体育报纸、体育杂志，还有文艺青年们喜欢的影评、书评、时评、剧评，都是每日上新。那时候，每个人都要在为数不多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买报纸；杂志贵一些，那便一个宿舍买一本，一个周内轮流看完，下个周再去上新。记者们的自传也是畅销书。哪个新闻系学生的书架上没摆过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崔永元的《不过如此》？谁又没看过闾丘吕薇的《行走中的玫瑰》和唐师曾的《我从战场归来》呢？

从毕业到踏上工作岗位，二十年时光倏然而过。新世纪以来，新闻业的外部环境天翻地覆，记者面临的职业压力和挑战也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还在新闻行业，如报纸、杂志、通讯社、电视台；或者在新闻相关岗位，如宣传部门、企宣、公关、制片人；还有我这样的大学教师。山大新闻系给那些青春心灵注入的职业信念，我们03级新闻系这一代，基本上还是守住了。

我记得上专业课时，老师就说过，新闻这一行辛苦。不管年纪多大、职位多高、个人成就多丰富，记者的一生都在新闻一线，在现场、在旅途、在抢版的大夜班、在突发事件的调度台。如今，我们中的很多人刚逾不惑便已难掩白发。回想入学那一年，小树林绿荫掩映下的那间教室里，那些怀抱着憧憬、信念和勇气的年轻面孔，已经用二十年的岁月回应了少年时代的初心。

古人云，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的母校从未亏待过我。她以百年底蕴滋养我，教我知识，给我理想，予我铠甲和翅膀。我带着年少时的理想走出山大南路，用翅膀奋力飞翔，也用铠甲来守护理想。我想，一个人，如果归来仍是少年的话，那么他一定可以在校园里，随时坦荡而无愧地重拾少年时光。

（作者闫岩，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3级本科生，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