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作为一名曾经长期学习、生活、成长、毕业并最终供职于此的毕业生，学院老师嘱我写一篇回忆性的文章，分享我在此间的故事与感想。对此，我既感到责任重大，也自觉责无旁贷。特别是在今天这个言必称AI、人人皆网红、流量即价值的快速消费主义时代，面对新技术对传统新闻业和社会舆论生态的巨大冲击，面对一些人士持续对新闻专业甚至广义文科的唱衰，面对新闻反转、网络暴力、审丑狂欢等令人炫目的社会乱象与媒介奇观，对已经走过了第一个10年的新闻传播学院、对已经走过80年的山东大学新闻教育历程、对已经走过125年的山东大学而言，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科、新闻传播学人未来走向何方、何以自处，确实是今天立足十年院庆，值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事情。作为一名老毕业生、新教职工，我理应为此贡献一些或许浅薄但绝对真挚的思考。

吕晓峰

我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情缘最早可以追溯到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学校语文课上响应了一回素质教育的号召组织我们在教室里看了一场电影，名字叫作《高山下的花环》。看完之后，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写观后感。对于当时从小在农村长大，新晋“小镇做题家”的我而言，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观后感这种文体，只得依靠自己一直以来通过摘抄读书笔记、积累好词佳句形成的小小舞文弄墨技巧，写了一篇并不出彩的小作文。时至今日，这篇作文的具体内容我已经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但我仍然记得当时语文老师的评价，她说：“吕晓峰，你长大了应该成为一名记者。”那一年是2002年，距今24年前。对当时的我来说，并不知道记者是做什么的，只是感觉老师肯定觉得我写得不够好，如果文采够斐然，她干嘛不说我应该成为一名作家呢？但这或许也说明，在20多年前，新闻记者在语文老师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充满职业光环、社会期许的好工作吧。不过世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妙，8年后我真的在高考时填报了新闻学专业，24年后我留在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为一名以教授新闻学知识为生的教书匠。我没有成为记者，但我的人生与新闻传播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0年夏天，我在高考出分后经人指导选择填报了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彼时，威海校区仍然以威海分校为名，但毕业证已经在前一年实现了与山大总校的统一。这位“高人”，是我们高中的一名老师，他并不以高中教学成绩闻名于我们的县城，却在没有张雪峰式志愿填报大师的年代凭借自身对高考志愿填报的精准研究小有名气。高考出分后，我的班主任领着我带着一些水果和牛奶来到他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扬了扬手中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那上面密密麻麻印刷着各个学校最近几年在山东的录取分数与名次。然后他很坚定地告诉我，报考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吧，马上他们就要改名字了，你的分今年还能上；报中文和新闻专业吧，经济和法学专业你上不了。前后过程不超过十分钟，他就这样为我制定了报志愿方案。与今年动辄19998/39998元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AI大模型预测相比，一箱牛奶、一袋水果的填报费用真的可谓物美价廉、性价比超高了。虽然有高人指导，但是得益于当年山东可以报六个平行志愿依次录取的政策，我在前几个志愿上仍然填了当时热门的经济、法学、管理等专业，在第四位填了新闻，第六位填了汉语言文学。后来我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学专业录取，开学后我还颇有些“精神胜利法”——我是被自己填报的专业录取的，而我隔壁宿舍的很多人是被最后调剂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我比他们还强一些嘞。也可见当时，中文已经处于相对式衰的境况。

吕晓峰

进入大学之后我对新闻学专业终于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也在四年的大学时光中积攒下对新闻与社会关系的元初思考。犹记得，在新闻史课堂上，我第一次从老师的讲述中听到邵飘萍、林白水、范长江等近代新闻人的事迹，那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从此镌刻进青春学子的社会记忆里。犹记得，大一的形势政策课上，我们请主讲老师、威海军分区政委韩朴明大校为新闻一班的同学们题词，韩老师挥笔写下四句话“自小才学好，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前面的两句诚是谬赞，如今笔也早就荒弃不用，到了提笔忘字的程度。但是美好的回忆与对新闻业的最初印象确实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我们曾经在威海冬天惊涛拍岸的海边栈桥抓拍一组新闻摄影的作业照片，曾经在新闻摄影实验室的暗房里见证胶片如何显影、时光如何被记录，曾经走进直播间录制新闻节目、尝试记住更多操作快捷键让自己的PS技术更好，也曾经走进威海的社区与街巷做一些今天看来无关痛痒甚至无病呻吟但启发了关于新闻与社会关系思考的实践调查。正是这些曾经属于新闻专业必修课程和基础知识的点滴训练，让我逐渐对新闻的世界从好奇到热爱，对新闻的价值从怀疑到坚定，对新闻的明天从忧虑到坦然。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坚定了继续学习新闻学的想法，并在大四的推免研究生过程中以专业综合成绩第三名被当时的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录取，成为一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并在后来有幸成为刘明洋老师的开门弟子。彼时的刘老师刚刚从大众报业集团加盟山大，是一名教学领域的新人。但是在新闻专业领域他却是一名当之无愧的老将。1981年刘明洋老师作为一名16岁的少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担任北大学生记者团的团长。此后1985年他毕业后分配到大众日报社工作，一直到2013年调入山东大学。廿八年以笔为刀，十三载躬耕教坛，能够有幸于其门下求学，无疑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正是在刘老师的教诲之下，我在研究生阶段不仅更多地学习了新闻学的专业和理论知识，而且以他广博视野和丰富经历的双重指导，得以在新闻学的实践领域获得了相较同学更多的锻炼机会与成长空间。这也让我更加深入思考，新闻如何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这一问题，这为我后来选择读取博士学位并确定研究方向也埋下了伏笔。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读研究生期间，我有幸向各位老师求教求学，并与很多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学院唐锡光、戴元初两位老师，因为与刘老师兴趣相近、品性相投常常往来唱和，关系笃深。因而我们这些学生也得以常常有机会侍立左右，近距离学习。也因此，唐戴二位老师被刘门的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常务副导师”。如今已经执教苏州大学的王华教授，学养深厚，为学刻苦扎实，对学生要求也颇高。据他后来说，我本来应该是被分配给他的，但是由于刘老师第一年来山大，想要一个男生，因此王老师“忍痛割爱”我误打误撞成为刘老师的学生。但是从硕士到博士，王老师一直对我耳提面命、悉心指导，让我获益良多。特别是在我博士论文写作和答辩阶段，王老师认真阅读批改了我的整本博士论文，手写修改意见。现在想来，28万字的“荒唐言”对王老师来说一定是痛苦的折磨。这实在是我的罪过。时至今日，王老师每次回济南见到我，还是跟我说，“晓峰，要多读书，要多写东西，要努力申报课题和项目”，其对我的关心与期许，说是“编外导师”也不为过。当然，学院还有很多老师，他们的风采也值得被广而告之。比如，已经退休的冯炜老师，在课堂上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讲述80年代他有幸向曾经的大师们从学的经历，大殷先生、小殷先生的文字考据，冯陆高萧的诗词文赋，袁世硕、曾繁仁等先生的逸闻轶事，都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心驰神往。谢锡文老师专攻新闻写作，讲课既娓娓道来又条理清晰。王咏梅老师的新闻史史料独家、观点新颖、结论扎实。朱秀清老师的广播电视课程案例丰富、实践性强。甚至还有当时听过王小舒老师的《神韵诗史》虽然高深，但小舒先生的气度风雅确乎最适宜讲神韵诗。如今这些老师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经退休，有的仍然在学院的讲台上工作成了我的前辈和同事。正是得益于他们曾经的知识教诲与人品学识的滋养，我才逐渐更加深入地理解新闻学，更加深刻地喜欢上新闻学研究，更加明确地寄志于将新闻传播研究与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

2016年，在中央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战略部署下，学校党委英明决策，将新闻传播学院独立建院，我有幸成为新闻传播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并在2017年硕士毕业，成为她的第一批毕业生。后来我又在这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入站做博士后、出站留校成为新闻系的一名青年教师。从24年前结缘新闻业，16年前报考新闻专业，3年前选择新闻职业，1年前投身新闻教育，冥冥之中我与新闻传播学科、新闻传播学院的缘分已经太深太深。这里不仅给了我知识，还给了我饭碗；不仅给了我理想，还给了我价值；不仅给了我情感，还给了我未来。如今，面对曾经的老师们，我总是会不由自主生出更多崇敬与感激之情，有首歌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说的就是老师这个职业。而如今，我也循着曾经老师们的步伐继续踏浪前行，虽然前途也有坎坷，但我自知行走的方向是光明。面对台下的学生们，我也总是生出一些别样的情愫。看到他们年轻、充满活力的面孔，聆听他们或许幼稚但包含激情的想法，感受他们代有才人出、00后更强的时代气息，也羡慕他们在更好的环境中、更便捷的条件里、更丰富的信息中成长成才的无限可能。

然后，时移势易、换位思考，面对我的老师们、我的学生们，还有隔三岔五一起吐槽的同学们，我又不免生出一些隐忧。在这样一个技术至上、流量至上、资本至上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纷繁复杂、风云搅扰下，新闻专业还能坚守多久，新闻专业还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专业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我想，这恰恰是站在第二个10年的起点上，我们这一辈人必须思考的问题。结论是明确的，报纸会死、电视会死，但新闻永远不会死，它只是换一种方式进入社会结构，继续影响社会的发展与个体的成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教育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许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这让我又想起刘明洋老师担任院长时所凝练在墙上的那几个字：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我想，这正是我在山大新闻专业十余年间所得到的最宝贵财富，正是我生长于此、学习于此，最终也选择工作于此、希望终老于此的重要原因——我们的情怀、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家国天下，我们的辣手文章。我相信，今天新闻传播学院的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工有信心更好实现这个目标，我相信，今天新闻传播学院的莘莘学子有能力更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在媒介发展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不变是短暂的，变才是永恒的。对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新闻人才培养、新闻业发展而言，其不变者，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持续坚守，其变者，在于对数智媒介环境的有效应对。媒介迭代的洪流中，不变是短暂的，变才是永恒的。

过去十年新闻传播学院的成长，恰与中国乃至全球新闻业最剧烈的一轮技术周期和实践变革相重叠。从移动优先到算法推荐，从数据新闻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媒介生态几乎重画了一遍：传播从“线性发布”走向“立体分发”，生产从“采写编评”走向“人机协同”。算法提高效率，短视频放大触达，AIGC重塑着内容生产的全链条；但深度伪造、信息茧房、流量至上等，也让“什么是真、什么是新闻”变成更尖锐的问题。变，是这十年的显性主题。可越是在技术狂飙里，越能看出有些东西没变。新闻首先是“对事实的报道”，真实仍是生命，核实仍是底线。媒体形态从报纸、广播、电视到客户端、账号、模型，载体在换，但新闻要回答社会变化、服务公共判断、涵养理性共识的规律没有变；流量可以重新分配注意力，却分配不了信任——而信任恰恰靠长期坚持真实性、客观性、导向性和人民性积累起来。所谓“变中守常”，守的就是这条原则：技术越快，越要慢核实；渠道越多，越要少歪曲；声音再杂，也要有人把事实、语境和责任讲清楚。

回看新闻传播学院这十年，变与不变同样清晰，且令人振奋。变，是肉眼可见的跨越式发展。这十年，学院筑巢引凤，吸引了一大批来自海内外顶尖高校的青年才俊，师资队伍不仅壮大，更实现了代际的优化与知识结构的焕新。这十年，科研版图不断拓展，不仅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诸多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更斩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多项殊荣，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与社会发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国际传播、智能传播、城市传播、健康传播、媒介文化等前沿领域发出了响亮的“山大声音”。从青教赛场到国际论坛，从知名学者到学术新锐，新传人用实干和成果，书写了学科建设从“追跑”到“并跑”乃至局部“领跑”的篇章。然而，在硬指标飞跃的背后，有些东西始终未变。不变的是学院对师生的人文关怀与温情坚守，是那种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学术氛围；不变的是对山东大学“学无止境，气有浩然”校训精神的代代传承；不变的是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使命担当。无论规模多大、排名多高，学院始终是师生们精神的家园和事业的港湾，那份对知识的敬畏、对真理的追求、对家国天下的担当，从未因功利主义的喧嚣而褪色。

所以十年院庆，庆祝的不只是我们赶上了多少新工具、有了多少实验室，更是要确认我们没丢哪些老本钱、好传统。对于我们而言，不变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守，是“铁肩担道义”的初心；变的是对数智环境的适应，是“妙手著文章”的载体。变，是让新传更会说话、更懂技术、更能触达；不变，是让新传始终说真话、讲大局、有温度。二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学院下一个十年的底气。愿我们继续在算法洪流里守事实，在流量喧嚣中做价值，在变与不变之间，守护笔尖的温度，寻找前行的力量，在云与智的时代把“笔”的锋芒交给更多人，培养和创造未来的希望与无限可能。我深信，十年已过，笔锋仍新，来日方长。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必将与更好的新闻传播学院，顶峰再相见！

（作者吕晓峰，系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10级本科生，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硕士生，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博士生，现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