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达非，原名宫世勋，在抗战时期被誉为“胶东四大才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作为20世纪著名的外交家享誉全国。
而他的革命道路是从党的宣传工作开始的。他曾先后担任八路军胶东五支队政治部干事、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宣教科科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干事等职，又在1939年至1949年的近十年间历任《大众日报》编辑、记者，《泰山时报》社长、总编辑《鲁中日报》、《群众报》、《鲁中南报》社长兼总编辑。其中，在《大众日报》的岁月不仅是宫达非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更是让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被他称作“我的大学”。
宫达非
宫达非1917年2月出生在山东莱阳万第镇后瓦马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家道中落，于是他将闯荡世界的抱负付诸实践，游历烟台、青岛等地，寻找人生与社会的出路。他曾听说国民党军队的唐生智将军在青岛招考青年秘书，于是前往应试，却因没有关系而失败。四处碰壁后，他转身寻找新的出路，在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等进步书刊后，他心中的火种终被点燃，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投身抗日洪流，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宫达非在山东烟台一中的毕业照
1938年5月，宫达非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至1941年春，宫达非同志先后任胶东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组织干事，军政干部学校宣教科科长，《大众日报》编辑、记者；1941年春至1944年底，任泰山地委《泰山时报》社长兼总编；1945年春至1950年春，先后任《鲁中日报》社长兼总编，新华社鲁中分社社长兼总编，《鲁中南报》新华社鲁中南分社社长，鲁中南区党委办公室主任、秘书处处长等职务；1950年8月调入外交部，历任中国驻缅甸使馆一秘，外交部西亚非洲司专员、副司长，驻摩洛哥使馆参赞，中国驻伊拉克、扎伊尔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顾问。1994年10月离休。2000年5月24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大众日报》作大学，革命道路塑基础
1939年秋，宫达非被胶东区党委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进行学习，但当他随军行至鲁中沂蒙山区山东分局驻地时，组织决定留下他们一行人在刚遭受日军“大扫荡”、被严重破坏的根据地工作。于是，留下来的宫达非被派到《大众日报》工作，先做编辑，后又做记者工作。在宫达非的文章回忆里，那时报社人员的生活是跟着部队反“扫荡”、行军、转移，一到宿营地，接着就是采访和编报，尽力争取报纸出版不误期。
《大众日报》创刊号
在《大众日报》的日子，给宫达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纪念《大众日报》创刊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当时的作风，真堪称是战斗、艰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在同志之间，从未记得有过什么私人之间的纠葛，也没有什么私心杂念，有的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互相学习。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种‘基础课程’的教育，其影响的深刻，时至今日，犹不敢忘怀！”
如果说那段时间是宫达非的“大学生活”，那么担任导师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于寄愚同志。1938年宫达非在胶东八路军五支队工作时，结识了之后被他称作“导师”的于寄愚。初到《大众日报》，宫达非对于如何做报纸工作并不知晓，一切都是从头学起，那时条件极端困难，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书本，宫达非就从工作中学习。
于寄愚
当时的《大众日报》是三日刊，共有四个版面，一版是地方消息，由吴健负责编辑，二版是国内各抗日战场对敌斗争的消息，由赵宏弼负责；三版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消息，由白汝瑗负责编辑；四版是文艺综合，则由宫达非负责编辑。二、三版的稿源主要是靠电台收抄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源充足，一、四版要全靠编辑自己出去跑采访、约稿。“我们这四位‘小将’中除白汝瑗一人据说在大学里学过新闻学以外，其他都是新生，由于寄愚教授‘边教边学，边学边做’编辑室的工作，倒也做得满好。”宫达非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寄愚同志对我们这些“学生”，开篇第一课是讲解什么是党报，如何做党报工作。在他的教导和工作实践中，我们初步懂得了党报工作的重要性，党报就是党的喉舌，是党的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是党的宣传教育工具……当时我在这里工作，感到这是学习文化、提高思想，了解党的政策一个很好的学习学校，所以很安心工作。”
由于1940年以前报社还没有一个专职记者，而报纸要按期出版，这一现实迫使宫达非他们必须及时解决诸多重要课题——“如何才能编好一期报纸；报纸如何才能成为党的战斗武器；如何才能发挥集体宣传和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如何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报纸从内容到形式如何实现大众化的问题等。总课题就是‘如何做党报工作’。”宫达非曾回忆道。
为能编好每一期报纸，于寄愚规定了“编前会谈”制度，每在编报以前，编辑人员必须要举行编前讨论，出版后照例举行编后检查，从内容到形式，从执行政策到标点符号都要相互检查。“天天在工作学习，学习工作，如此反复发展，上述的那些工作，我们开始懂得了一些，以后又慢慢地懂得多了一些，总课题就是‘如何做党报工作’，虽然说是懂得了一些，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摸索中前进。”宫达非在文章中写道。
在做了一年多的编辑工作后的1940年冬天，宫达非被于寄愚派到一一五师前线驻地做记者工作，前往临、郯、费、峄四县边联一带去采访。在这段记者生涯期间，宫达非“尽力找寻各种门路，不失时机地去采集素材，访问各种人物”。“临、郯、费、峄四县边联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前前后后，我帮助他们出‘会刊’，发消息，在这一期间里，我除去发出消息外，写了十多篇介绍鲁南根据地抗日斗争和建设的通讯，受到了鲁南专员于化吉（名字记不甚清）的称赞。回社后，组织上对我这段记者工作，也给予了表扬，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20世纪八十年代，宫达非和30多位当年《大众日报》的战友重返沂蒙大地。他在《大众日报》报史座谈会上深情地说：“40年过去了，那时20岁的青年，现在都成了新闻老兵了。在战争年代报社许多战友都为革命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每忆当年在《大众日报》、《鲁中大众报》这段历程，总是感慨良多。我不能老是留恋过去，但不敢忘记过去。对每个革命战士来说，入伍的基础教育，乃是每人一生中最可贵、最难忘的岁月。”
1989年，宫达非（后排右三）在山东沂水参加《大众日报》创刊50周年纪念会
“学有所成”化春雨，天降甘霖苗得雨
在《大众日报》“学有所成”的宫达非也将《大众日报》的优良传统带到了更多的地方。
《泰山时报》是中共泰山地委机关报。因沂蒙地区距《大众日报》所在地沂水较远，很难看到《大众日报》，为改变这种状况，1939年10月10日，《泰山时报》在莱芜创办。报社编辑部主任先后由李力众、陆干、宫达非担任。起初，《泰山时报》每期只印发六七百份，后来每期发行千份左右，成为沂蒙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报纸。
1941年春夏之交，宫达非被鲁中区党委派到泰山区，任《泰山时报》社社长，兼总编工作。临行前，于寄愚同宫达非谈话，告诉他“你做过编辑和记者工作，对如何办党报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只要肯虚心、努力，是能把报办好的”。于是，宫达非只身一人，从山东分局驻地临沂地区辗转来到章（邱）莱（芜）地区。当时，宫达非带领报社，在几条山沟里的几个村庄来回转移，印刷厂都依靠群众掩藏在山洞里，但因为有一部电台，当时可称是消息灵通，报社就这样坚持工作。
《泰山时报》石板
1944年，泰山区与沂蒙山区的交通已经畅通，《大众日报》能够短时间内发行到泰山区，这时鲁中区党委的机关报《鲁中日报》也已创刊。《泰山时报》完成使命于11月停刊。
《泰山时报》停刊后，宫达非又被调到鲁中区党委。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由《鲁中日报》改办的《鲁中大众》在沂源县鲁村区舍庄创刊，报纸兼新华社鲁中分社，宫达非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中宣部于1943年11月给各解放区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提出报纸如何贯彻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工作方针——文艺界应学什么人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年，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宣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开展了工农通讯员运动。
当时《鲁中大众》是全国解放区报纸中最早响应号召、积极开展工农通讯运动、提倡大众化的编辑方法的报纸，当时各地区报纸都向《鲁中大众》报学习经验。彼时，宫达非刚调到《鲁中大众》报任社长不久，他根据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在采访、编辑工作中要牢记“报纸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带领报社加强通俗化办报。
那时，在沂南的苗家庄，有一位年仅13岁、热爱文艺、名叫苗得雨的孩子成为了《鲁中大众》第2130名工农通讯员。那年他写了不少的诗歌，但让他沮丧的是，报纸上久久没有登出自己的稿子。
孩子诗人苗得雨
而在《鲁中大众》报社，当宫达非到编辑部检查工作时，他从一批准备退回的稿件中发现一些稿子，这些稿子写得一笔一画，标题还用红蓝铅笔装饰着，不仅有活泼通俗的诗歌，而且几乎每一篇都配有图画，它们显然出自一个孩童之手——这正是苗得雨向报社的投稿。
其中有一篇的标题是《旱苗得雨》，诗的开头写道：
苗得雨，苗得雨，
从小受穷又受苦。
爹爹关东去不回，
家里撇下几分地。
全靠奶奶拉把着过，
吃的糁子煎饼稀糊涂。
……
这首诗最后一段是：
去年三月晴了天，
炮声一响人人喜：
八路哥哥开来了。
全家烧香又烧纸，
苗得雨心理恣，
如同大雨透了地，
麦子长得旺滋滋，
有朝一日苗成长，
棵棵庄稼黄金米，
军粮送到前方去，
慰劳辛苦好同志。
苗得雨的长子、著名军旅作家苗长水在《孩子诗人成长记》一文中详细书写了这件对当时的小苗得雨来说十分重要的事：
“在《旱苗得雨》这一篇诗歌旁边，画着许多金黄的谷穗子，叶子都是用绿染色染的。后面画着三间屋，里面有5个人，上面注着：奶奶、母亲、大妹妹、二妹妹和苗得雨自己的名字。还有一封给报社同志的信，上面的意思大概是：这是俺第十九篇稿子了，不知报社同志有什么意见，希望能多多地帮助他写。最后还说明这是他在奶奶的纺线车旁的油灯下写的，因为看不见，字写的大些。
负责‘工农习作’的编辑在这篇稿子上写着‘不合乎当前的生产任务’，又批着‘备退’二字。
宫达非社长看着这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稿子，又喜爱兴奋，又气愤难过，一直找到这位编辑，问：‘怎么回事？’
编辑说：‘开头准备用，后来看到上面的图太麻烦，占篇幅又太大，现在各地正搞大生产，不如多登些生产的稿子，如变工组经验等。’
宫达非社长一面嘱咐：‘在明天的报纸上一定要把这篇富有真情实感的诗登出来，画麻烦，占篇幅大可以暂时不登，留着以后出画报用！’”
苗得雨的儿子苗长水接受采访（王咏梅摄）
宫达非要求全体编辑同志要从这一具体事例中来检查自己的思想，指出要慎重对待工农群众的来稿，把群众观念落到实处。他还指示编辑部注意培养这个孩子。于是，1946年春，苗得雨的处女作——短诗《生产曲》发表在了《鲁中大众》报上。编辑牛玉华也被这个孩子的创作激情所感动。她写了一篇通讯《十四岁的孩子诗人——苗得雨》，见诸《大众日报》及当时影响极大的延安《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刊登《十四岁的孩子诗人苗得雨》
在宫达非的倡导下，《鲁中大众》报社根据对苗得雨稿件的处理，开展了半个多月的“整顿思想”，各部门定出了对工农来信与工农稿件的约法。鲁中区党委书记又专题发表了把工农通讯运动提高一步的文章，号召鲁中各级党委、各群众团体保证与配合这一运动的开展。从此，鲁中区的工农通讯运动进一步巩固开展，苗得雨成了工农通讯员中的积极骨干。
回忆起父亲对宫达非的感情，苗长水说：“（苗得雨对宫达非）是很感激的，感情非常深厚，如果没有宫达非，那他（苗得雨）后期也不会有这些成就。”
报社从这篇来自工农稿件的正确处理后，编辑们的选稿观点有了新的转变，类似苗得雨的这类稿件，普遍获得了刊登机会。三年后，苗得雨被调来报社当副刊编辑。1949年春天19岁的苗得雨以孩子诗人和工农通讯员的身份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30年后，他当选为山东省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而他与老师牛玉华的师生情谊，也长久地延续了下去。
牛玉华
办报坚持大众化，编辑思想后人传
实际上，从在《泰山时报》起，宫达非就已经将大众化编辑方法贯彻到了党报的工作中。
当时，《泰山时报》在编辑方针上以“为抗日斗争、为抗日人民服务”为原则，同时注意编辑工作的群众化。自1943年起，由宫达非主编的《泰山时报》设立了《工农园地》专栏，专门发表工农通讯员的作品，既开始实践了大众化编辑方法，又密切了党委、党报同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的联系。
待到1945年秋，《鲁中日报》停刊，宫达非应鲁中区党委要求牵头“办一个地方性的、群众性的报纸”来取代《鲁中日报》——这份报纸就是《鲁中大众》。在宫达非的领导下，《鲁中大众》积极践行了大众化编辑实践，并在配合鲁中区党委工作的基础上，积极面向群众。据宫达非的老战友邱健回忆，宫达非“亲自示范把新闻写成歌谣和顺口溜，使报上的文章既可读又可唱。从事通俗化的编辑工作是辛苦的，每日都要干到通宵达旦，但他对此却感到其乐无穷”。《鲁中大众》大众化办报的经验在报社内部延续了下来，后来先后登载了高洪安、苗得雨和沂蒙六姐妹等报道；鲁中大众社发起的工农通讯运动，多次被《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加以报道和推广。《鲁中大众》成为了“誉满齐鲁大地的通俗报刊”。
《鲁中大众》
1946年，宫达非根据多年办报的体会写了一篇《大众化编辑工作》的长文，据他回忆“是几年来在根据地面向广大农村办报的总结，经于寄愚审阅修改后，印成小册子出版”。《大众化编辑工作》是《鲁中大众》成功经验的总结，它是由宫达非带领下的集体经验的结晶，标志着宫达非大众化编辑方法的成熟。这本小册子于1947年2月由鲁中大众社出版，此后几年多次重印，印数从几千册增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十几万册，宫达非倡导的大众化编辑方法成为解放区报纸学习的榜样。
宫达非的长子宫鸣西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柜里看到过这本《大众化编辑工作》的小册子。他说：“那个书是很旧很老的一本，篇幅不大，也不厚，竖排版，一看就是解放前那种出版物。给我印象很深，特别易懂，非常容易阅读，它的语言呀、逻辑思维呀都是非常简易且易懂的。”由此可见这本书与当时大众化编辑要求的匹配性。
采访宫达非的儿子宫鸣西（左）、宫鸣皋（右）
宫达非的大众化编辑思想为当时抗战时期党报的宣传工作提供了相当的经验与指导。1948年7月17日，中共鲁中区、中共鲁南区两个区党委合并后，它们的党委机关报《鲁中大众》和《鲁南时报》也合并成为中共鲁中南区委机关报《鲁中南报》（1948年9月26日创刊），宫达非任该报社长、总编辑，兼任新华社鲁中分社、鲁中南分社社长、总编辑。在宫达非的努力下，《鲁中南报》继承并发展了大众化、通俗化的编辑传统，《大众化编辑工作》成为编辑、记者们的学习材料，而报社也在继续开展工农通讯运动中通过开设《工农习作》专栏、轮流派记者培养发展工农通讯员、抓好退稿回信工作等方式让《鲁中南报》的工农通讯工作得到了巩固、提高与发展。
《鲁中南报》
晚年，当宫达非在文章中回忆起那段报刊岁月时，他写道：“近十年（指的是1939年宫达非进入《大众日报》担任记者，1948年初调到鲁中南区党委办公厅工作为止的这段在其导师于寄愚领导下做报纸工作的时间）的报纸工作，我已经开始了解了如何办好党报的基础知识，如何把党的政策、指示、意图运用并通过报纸这一宣传手段，编辑成为丰富多彩美化的版面，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农村读者，把报纸当成自己的好朋友，每日必会面的好朋友。”
山东大学的王咏梅教授曾对宫达非《大众化编辑工作》进行相关研究，她在论文《面向群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报纸大众化实践——以宫达非<大众化编辑工作>为中心的考察》中指出，宫达非大众化编辑方法的理论基础是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而实质则是“从群众出发来教育群众”——充分考虑农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理解水平，从而号召农民读者积极支前、拥护党的政策。宫达非在大众化编辑实践中，树立了以联络、宣传和动员为导向的新闻价值判断原则，新闻的宣传意义和教育价值，大于新闻作为传递事实的信息的价值。
宫达非编写的《大众化编辑工作》
王蔚在著作《新闻真实观探究一种历史与实践的视角》中阐述报刊大众化时也例举了宫达非于1947年总结的大众化报刊编辑思想——“看这些材料对当前群众工作及思想所起的作用如何，以此作为取舍的标准，并决定其应有的版位”、“凡与群众切身生活关联不大的新闻，就不强调新闻的时间性，而强调它的教育作用”、“新闻内容不过于强调新颖，而是着重新闻对工农的作用，有些重要问题，就不嫌重复，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群众进行教育”。根据这些实践与观点，王蔚指出：“报刊的大众化，是在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一种报刊思想与实践。它将报刊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继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与生活。每一个读报的群众，都成为传播链条中的受众终端他们接受的信息与评论，是在服务抗战宣传的目的下有选择、有策划、有意向性的信息与评论。这种大众化报刊思想与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价值真实观的存在与影响。”
格物致知穷其非，为国出使到非洲
作为建国初期最早奉调入京的地方干部，宫达非于1950年7月1日抵达北京。1950年8月，宫达非调入外交部，同月，作为姚仲明大使麾下的一等秘书调往缅甸赴任。
而立之年（32岁）的宫达非由新闻战线转向外交战线
从那时算起，宫达非在外交领域奔走了四十五载，历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专员，副司长，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参赞，伊拉克大使，扎伊尔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担任驻外使节及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期间，他依据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注重调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58年任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参赞时的宫达非
1970年夏，作为西亚非洲司副司长的宫达非随周恩来总理，陪同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赴杭州，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坐在一起。毛主席对宫达非的名字饶有兴趣，问道“你怎么叫宫达非呀，什么意思啊？”与贵宾的谈话就要开始了，宫达非不免有些手足无措。面对毛主席的询问，他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1965年宫达非（左一）陪同毛主席接见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的夫人
若要追溯来源，“达非”这一名字实则蕴含了宫达非的志趣抱负与终生追求，这是他在参加革命后为自己改的名字。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就以追求真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为己任。那时的他对高尔基的一句名言印象深刻：“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否定这个世界”，他还特别欣赏《礼记·大学》中的一句话：“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按照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大学章句》中的老释，“格物致知”是穷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宫达非据此引申，他认为：只有“穷其非"，方能“致其知”，也就是说，对事物的认识只有达到“非”的境界（认识事物的反面或对立面），才算是真正了解了事物。
“达非”是他毕生的追求，更似他为人生提前书写的“阐释”。而命运的巧合就在于此，数十年后，在精神境界之外，他的事业轨迹真的走向了“达非”——在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除了建国初期长驻缅甸仰光的六年外，他在外交部均长期主管非洲国家外交事务，所以在他后来常驻拉巴特和金沙萨时就半真半假地对一些非洲朋友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就是要到非洲去！”
1979年宫达非夫妇会见非洲友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外交战线退下来的宫达非全身心投入了弘扬和振兴儒学工作。先后参与和协助谷牧同志组织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多次举办了重大国内外儒学学术活动。为推动儒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振兴和传播不遗余力，赢得了国内外儒学界普遍的尊重和崇高的声望。宫达非的老战友邱健在纪念文章中这样评价他：“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谓三不朽。’达非同志可谓当之无愧。”
九十年代进入二线，投身弘扬儒学工作
回忆起父亲的生平经历，宫鸣西与宫鸣皋都用“善于学习”来形容父亲。“到了哪个国家就要先搞调研，必须要学新的东西。你到一个新的国家，就得把这个国家所有的情况都得搞清楚啊。什么地理、经济、文化、人口、历史……什么都得搞清，所以他（宫达非）就必须得学习新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点，他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处理问题的能力也特别强。”也正因为这样的品质与能力，宫达非才能够在新闻、外交与儒学研究这三个领域中，都成为佼佼者。
宫达非这一生，用过两个身份与世界对话。前半生，他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在战火中采访，在油印机旁编报，在枪炮声里写下一篇篇文稿；后半生，他成了外交官，往来于国境之间。但若细细想来，这两个身份其实同样被他的名字串了起来——“达非”。青年时改这个名字，是为了表达一种抵达真理彼岸的志向；后来成为新闻工作者，是抵达的第一步；再后来去到非洲，则像是一场迟来的呼应。而在这场呼应到来之前，他早已作为一名革命新闻事业者，抵达过比地球另一端更远的地方。
文/姚力楠 王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