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咏梅教授：您本科毕业于我们学校电子工程系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专业，硕士毕业于新闻系新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是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攻读的。从本科的理工科专业到硕博士的人文社科专业，跨度很大，而且您本科毕业后就留校工作，读的都是在职研究生，您觉得学习起来有压力和挑战吗？是如何克服的？
倪万书记：我是1997年从山东大学电子工程系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当时这个系在山东大学的老校，现在叫洪家楼校区。我从老校到新校，也就是现在中心校区的文学院，担任政治辅导员。当时1997年文学院成立，同时新闻学专业也开始招收第一届的全日制本科生。在这个之前，我了解到新闻学专业是把1995级还有1996级部分中文系的学生转入到新闻系学习，1997年正式以新闻学专业的名义招收本科生，我也很有幸成为他们的辅导员。
当然在当辅导员的过程中，也由于我特殊的专业背景，再加上新闻传播正好也面临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所以当时我以电子工程系这样一个理工科信息类的毕业生身份给同学们开设了一些课程，包括计算机基础，还有专业课程有多媒体与网络传播。尤其是后面这一门多媒体与网络传播，后来经过20年的建设就形成了现在的数字传播技术基础这门课程。这个课程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国家一流课程，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
在文学院担任辅导员期间，我自己也立志在新闻传播领域去发展。依托山东大学这么好的学术条件，我自己也是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属于跨学科。尤其是从一个理工科的毕业生到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学习，也是经历了一些转变的过程，在此期间也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和支持。到了2002年以后，我又陆续从事了网络教育，担任了学院的继续教育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后来就转入到文学院的传播学研究所任教，逐步地承担了一些行政事务。一直到2016年学院独立建院之后，陆续担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常务副院长，现在担任学院的党委书记。我自己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从理工科的本科生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的蜕变过程。
我的学历教育主要是在电子系，还有原来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完成的。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新闻传播学越来越朝着跨学科的领域去发展。仅有计算机学科的背景，或者是叠加一部分人文学科的背景，特别是中国语言文学相关专业的这些教育，其实还远不能承载我们对新闻传播学未来的研究，这也是当时我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尤其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讲，大家管新闻工作者叫杂家，就是什么都得懂。社会上的方方面面你都要有所了解，才能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新闻报道，这是新闻工作的一个现实。但是对于新闻研究者来讲，新闻传播学越来越显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方向，交叉学科在新闻传播研究里也逐渐显示出它的必要性。那么朝哪个方向去交叉呢？这是我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博士毕业之后，我想应该是和文化最接近同时又和产业能对接的学科。当时我就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的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做了一期博士后的研究，也做好了博士后出站报告，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
在文化产业的研究过程当中，我想还是应该面对现在社会产业变革的现实，尤其我们的新闻单位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所以说仅仅有新闻的业务还不行。如果我们想培养学生逐步有媒介经营管理（的能力），还有高层次思考问题的意识，仅仅有一些采写编评的业务的能力肯定是远远不够。所以说我们还要更多地提升自身，那第二期博士后我就到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科去进行学习。后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所以说我的整个学习经历都在山东大学，从理工科的信息类专业的学习，再到人文学科的一些专业的学习，再到社会科学一些专业的学习。从整体上来讲，这丰富了我自己的视野，无论是对我后来从事教学也好，还是从事科学研究也好，都让我能够从比较宏观的视角去聚焦到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这也是依托于我跨学科的基础。
王咏梅教授：在多年的学习经历中，什么学科的哪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最大呢？不同的专业学科背景对您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倪万书记：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来讲，第一专业对他的影响还是最大的。其实到现在，我思考问题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是受本科教育的影响，深入骨髓。好在电子工程系它属于信息学科，那我在思考传播问题的时候，像信息论和控制论它们本质的底层逻辑其实是相通的。
而且学完这个专业之后，我对信息化，一直到现在的智能化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这个专业对我来讲，还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专业，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在后来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应当说各个专业对我后来思考问题都有一些滋养。而且这种滋养也可以用在我们后来的学习当中，为之后做一些比较好的思考方向奠定了基础。因为确实各个学科有各自的特点，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一定得有它独立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认知体系，各个学科各有各的长处。我们在思考具体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集很多学科的长处来解决我们新闻传播学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粗浅的一点理解。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师也对我进行了悉心的教导。（对我有着）最大影响的肯定是我的硕士导师郑凤兰老师，她真的让我从一个理工科的毕业生完成了向人文学科的研究生的思维转变。同时像新闻系的冯炜老师，把我从一个理工科的思维逐步带向传播学研究的思维。还有其他新闻系的老教师像耿建华老师、谢锡文老师、唐锡光老师等等，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后来读博士期间，马龙潜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因为他是做文艺美学的研究，他给我带来了非常好的用哲学思考问题的基础。他无论是写文章也好，还是谈问题也好，哲学思考的力度非常深，同时逻辑思维的能力非常强大。这个也影响了我后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强调问题意识，强调逻辑性等一些基本素养。面向产业思考，我的第一个博士后导师是历史文化学院的王育济老师，第二个博士后老师是管理学院的杨蕙馨老师。应当说在我的博士后期间，我理解了像文化产业、工商管理这些学科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这是在山东大学给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些老师。如果说校外对我影响大的老师，因为非常多，我在这里提一位就是祝建华老师。祝建华老师在21世纪这个初期，就是2004、2005、2006年连续三年在国内开设传播学研究方法研讨班，我有幸成为这个班的学员。传播学研究方法对于我个人而言，由于曾经有数学基础，我还是有一定的自信。但是统计学如何真的应用到传播学研究里去，要有传播学的问题意识和思考逻辑。我在学习期间，祝建华老师通过翔实的案例使我建构起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架构和逻辑，为我以后从事传播学研究夯实了基础。在这个班上我也认识了很多同期的学员，现在也都保持着非常好的联系，这些是我上这个班非常大的收获。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海内外的先生，也都给了我很好的指导，在这里我也一并表示感谢。
王咏梅教授：2015年的时候您参加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媒体融合与数据新闻”教学周，赴麻省理工学院（MIT）、马里兰大学考察媒体实验室建设。这个经历对我们学院建设实验室有何影响？
倪万书记：教学周是哥伦比亚大学托尔数据新闻中心的老师来直接上课，当时国内刚开始做数据新闻，而国外已经有了相对成功的经验。在这个过程里，老师手把手地带我们围绕如何采集数据、如何进行新闻表达进行了一周的训练，应该说收获还是非常大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还是重视新闻的采写编评，国内可能还停留在像精确新闻报道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如何把数据当中的信息进行挖掘，形成我们新闻报道的新闻点，而且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呈现，如何把它有机地完整地连接在一起，应当说国内是刚刚起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去进行一些学习，回来之后我们就开设了数据新闻相关的课程，对我们丰富新闻业务的教学环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事是到美国几个重点的学校去访问。像马里兰大学的新闻学院，相对而言，是比较重视新闻教育的。但是更让我震撼的实际上还是MIT，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Media Lab，它的媒体实验室。我们去之前满脑子想的就是像我们的媒体实验室一样，它是属于新闻媒体实验室。它有摄像机、演播室，还有各种各样的采编设备，这叫媒体实验室。但是去了之后发现，我们的理念要发生转变。所谓的媒体不是指的新闻媒体，而是万物皆媒的意思。它开发的像未来剧场、可移动的触摸设备等等，很多的内容并不是说要为新闻媒体来服务，而是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应用开发的基础上。它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的生活在各类技术的赋能下进行了有效连接，我想这是Media Lab这个Media的核心要义。所以说回来之后，我在给学生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也转变了我的思路。我们面对的应该是什么呢？不仅仅是新闻媒体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媒体研究也好，技术开发也好，应该是面对着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我们提前规划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包括我们规划低空传播实验室等等，是为了朝着未来媒体环境打造这样一个方向去迈进，所以当时也是给我们的思维上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王咏梅教授：您一开始可能并没有真正从事新闻媒体的实践工作，但是在2016年10月份到2017年10月份，您挂职了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副主任，入选中宣部、教育部高等学校与新闻单位互聘“双千计划”。那么这段经历来对您来说有什么收获？
倪万书记：因为我的学习经历其实一直是在高校，对于媒体来讲，尤其是对新闻媒体来讲，缺少足够的了解，这也是我当时很大的一个短板。因为我本身是学理工科出身，我接触的山东大学之外的单位，可能都是些像设计公司、计算机公司，或者说是其他的技术开发企业、电信部门。后来从事网络舆情的工作，和网信部门打交道比较多。但是就真正的新闻媒体来说，我和它们的接触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在2016年到2017年挂职的经历，应该说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我认为重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弥补了我对主流媒体的业务过程了解的不足。我参加了山东广播电视台好几次的策划工作会议，以及它们节目制作的一些环节。当然现在它们也是在不断的转型。第二个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201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2014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媒体融合的发展战略，山东广播电视台响应非常快，2015年就开始谋划，2016年正好是我挂职期间，融媒体资讯中心正处于建设阶段。所以说我以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资讯中心挂职副主任的身份，全程见证了它们建设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修改方案，如何更多地体现融媒体建设的价值。这个也为我以后研究融媒体，研究全媒体传播体系，奠定了很好的和业界对接的基础。我想这是我最核心的两点收获。
王咏梅教授：截至2026年6月，您已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6部，主持各类项目40余项，获省部级教学奖励6项，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5项。您长期从事繁忙的管理工作（共青团、学生管理、研究生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实验室教学与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管理），这些没有影响您教学科研的投入时间吗？
倪万书记：如果说影响，那肯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两方面如果想兼顾得好，确实不太容易。我想这个事情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个是从事管理的工作，这个过程应当说对政策的理解，对于教学环节、科研管理环节的理解，以及对国家政策的解读能力（很有助益）。我想从事管理工作和不从事管理工作，（在这方面）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如果想做好管理工作，你必须有更大的视野去看待学科的发展，必须有更好的方式去进行教学科研乃至社会服务的管理层面的优化。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政策的理解，或者是方向的把握，还有一些数据的采集，都可以转换成科研的基础，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角度，从做科研的角度来讲，在撰写文章、申报项目时能更好地把握中央精神，把握国家战略需求的导向。这个是很好的做科研的基础。所以这两边从时间上来讲看似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说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而且更多地把这两方面工作综合起来思考的话，二者中间其实有非常多的交集。
在这个背景下，相互的促成可能是最好的结果。我想有很多双肩挑的干部，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很多的老院长、老前辈，他们也都是既从事行政工作，又有非常好的研究成果的输出。我想他们一定是在高效利用时间的基础上，把这两方面做了最大的融合。我想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想，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咏梅教授：2016年新闻传播学院独立建院后，您先担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后又担任常务副院长，现在担任书记，您觉得自己的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倪万书记：2016年学院独立建院之后，我做了一些学院建院的基础性工作。到了2017年上半年，当时学院安排我做院长助理。到了2017年年底的时候，学校任命我为副院长。在担任院长助理还有副院长期间，其实更多的是事务性的工作，有分管的一些领域，来服务整个学院的发展，慢慢地也建构起了一种全局意识。到了2023年年底，学校里由于班子换届，当时先由我主持行政工作，主持了一年。到2025年年初，学校里任命我为常务副院长。一直到2026年7月，全校中层领导班子人员调整。我由常务副院长担任了党委书记。应当说对于行政工作，从院长助理到副院长，我分管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到了常务副院长阶段，相当于我在抓学院全面的行政工作，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好的历练，更好地树立了大局观，更好地以学院主要负责人的身份来和外部资源进行对接。这两年应该说是学院无论从学科排名，还是说资源建设，比如说我们出版学院的建设，我们国际传播方面一些重点平台的建设，其实这两年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现在我担任了党委书记，也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现在作为党委书记来讲，责任非常重大，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就我个人来讲，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不能耽误，同时新闻传播学院也有它的特殊属性，党委领导下的直接的业务工作内容其实非常多，比如说部校共建。所以说，作为新传学院的党委书记，这几个方面都做好确实也会有非常大的压力，我想我也是尽我所能，把我的岗位职责坚定地落实好。
王咏梅教授：我们学院的学科评估、软科排名也逐渐上升。您认为我们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您为学院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倪万书记：我们目前来讲，软科的排名到了一个高点。一个是去年下半年公布的2025年的软科排名，我们是全国排名第14位，进入到了前12%一流学科的行列，这是我们首次进入（该行列）。今年上半年公布的专业排名，我们的新闻学是第九位，国际新闻传播是第三位，这也是历史最高点。综合起来分析，我们会看到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我们连续获批了四个国家重大项目，2020年俞凡老师获过一个教育部的成果奖。这几个标志性的成绩，给我们学科排名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2020年到2025年期间，我们在教学方面连续获得了五门国家一流课程。到了2024年，我们办了出版学院，2025年进入到了中宣部教育部重点推进的出版学科机构这样一个大平台，我们出版学院也获得了新的出版专博点的建设立项。这几年我们也有新的基地平台获得了立项，所以说这几年我们的位置都有所提高。如果说想维持住当前的学科地位，甚至于有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最后还是要落到大平台、大人才、大项目、大团队这四大的建设上去，我们在下一步才能不断前行。
王咏梅教授：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报纸等传统媒体逐渐没落，作为资深新闻教育者，您认为未来媒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未来的新闻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倪万书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确定的，所以我们综合起来说就是数智化。中央的相关文件，包括国家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当中，也数次提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赋能新闻传播整个链条的要求。也包括提升我们的舆论引导能力，推进新闻 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还有网络综合治理等等。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一定是数智化的赋能，包括夯实人工智能媒体融合发展的技术底座等要求。从技术形态上来讲，人工智能使媒体的形态、传播的方式，包括舆论的生态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当中，中央特别重视几个方面。一个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要求做到体制机制的变革，能够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另外从新场景的角度来说，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像这些都成为我们媒体发展的新场景。
应当说我们在讲媒体的时候，我们的认知要远远超越我们原来对狭义媒体的理解。这也是刚才我们说到麻省理工的Media Lab，它对媒体的理解真正还原到了从媒介的本意出发去理解问题，就是使人建立关系的人或者是物。再往后就是人和人如何建构关系，人机如何建构关系，机机如何建立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去理解媒介的基础设施，再去探讨媒体发展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它的核心驱动力。
对于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讲，以后可能朝两个方向去发展。一个是新闻人，就是做新闻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需要真正专业的新闻人。他（要求）的基本功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从原来的采写编评摄录播一直到现在智能化的应用都要全面掌握。另外一部分同学叫媒体人。媒体人是按照媒体融合发展的逻辑，提供的是新闻+，新闻加文化、新闻加政务、新闻加商务、新闻加文旅等等。我们把媒体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媒体人是围绕社会生活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他不叫新闻人。所以说我们学生的发展方向，大体上是朝着这两个方向去发展。当然社会服务未必是媒体直接来做的，因为包括互联网大厂、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很多的岗位其实也都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环。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理解。
王咏梅教授：从1996年新闻系恢复招生算起，已经30年了；从2016年新闻传播学院独立建院算起，也已经10周年了。作为很早就开始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从教的教师、独立建院后一直以来的领导班子成员，您对新闻传播学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倪万书记：我主要讲三个方向。一个是新传学院虽然建院十年，但是从1946年算起它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对这一段从1946年一直到全日制办学的历史挖掘是不够的。现在王咏梅老师正在做“北上南下”山东新闻干部的历史性记述，这个非常有意义。不但是填补山东新闻教育工作的空白，同时也填补我们山东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史核心的历史空白。这些内容我们要好好挖掘，这代表着什么呢？因为他们从1946年的新闻干部培训班结业之后，实际上就是直接上战场的，北上南下参与新中国建设，所以说我们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红色底色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在为国家战略服务，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方面理应走在前面。我们应该取得更好的发展，这是我的第一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建院时间太短，前面基本上都是新闻专修班，全日制教育之后20年的时间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发展的时期。我们整个学科受人文学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们建设的基础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语言文学。但是后来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交叉学科的方向更加明确，多元化的知识体系在这个学科里展现得更为明显。所以说一个新的学院需要新的文化，这个时间相对而言是很漫长的。你像山东大学文史见长，数理化生都在全国有地位，这是长时间以来形成的学院文化，这对学院的学科提升有一种精神层面的巨大帮助。所以说我们学院建院时间短，我认为（奠定）学院精神文化的基础、形成这样一个方向，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点是因为新闻传播学院总体规模比较小，整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在山东大学来讲属于后起之秀。所以说我们发展的目标就应该是不贪大求全，集中精力办大事。在两到三个核心的方向上能够在全国独树一帜，立得起来，把得住方向，能够有山东大学在学界的核心声音。我想新闻传播学院不要做大而全，而是朝着小精特这个方向去发展。希望这几年我们能够尽快完成这样一个转变，这也是我们第二个建院十年重点要做的任务。
文字整理/朱晓雯
视频剪辑/朱晓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