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唐锡光教授（山东大学新闻学学科带头人，曾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社科学部委员、《山东大学报》主编。现已退休）

采访者：王咏梅教授

采访时间：2026年9月19日

从采访南下新闻干部说起

采访者：我采访过的南下干部很多原来也当记者，后来当政协主席，或者当外交官。通过记者工作，他们了解很多政策，也了解基层情况，做调查研究。

唐锡光：采访这批人特别重要。最早的那批校友奔赴各地后，大多负责宣传与媒体工作。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他们投身这个行业之初，目标就特别明确。社会对他们的期望非常明确，就是宣传；他们自身的定位也非常明确，就是要搞宣传。他们要影响人，通过改变人进而改变社会、改变世界，使命感特别强。双方都很明确：我是做宣传的，新闻也是为宣传服务的。不是说不做新闻，而是以宣传为前提。各个层面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定义一致。因此不会出现我们当下常见的观念冲突：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将来要从事什么工作？我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些矛盾在他们身上并不突出。因为现在常规思考中，我们经常把宣传窄化为一个简单标签，甚至对其污名化。说到底，我们做传播、做新闻，宣传无非是一个概念，通过保障信息传达和沟通，通过沟通的有效性、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去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说到底我们是社会工作者。可以围绕它开展各类学术研究。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出发点是培养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的方式和工具就是信息。在此基础上开展实践，积累体会与思考，之后再转向理论研究，可以从哲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多个角度切入。现在有人反过来嘲笑沟通效能这类实务工作，认为去外面做理论观照才是高大上的。我觉得很奇怪：你连基本的实践能力都没有，连基本的根基都没有，凭什么相信你的理论是先进、可靠的？

采访者：有些南下干部后来到高校当老师，他们首先有革命新闻实践，然后上升到理论，讲起来融会贯通，才能承担新闻教育的责任。也有人转行做别的，比如宫达非做了外交官，还有人成了画家、诗人、文学家、翻译家。

唐锡光：所以当老师的应该鼓励学生多尝试。不是说你必须走哪条路，否则就成了“欺师灭祖”。我们一方面要提醒、鼓励学生多尝试，探索不同领域；另一方面也要提醒他们守住底线和边界，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与呵护，免得学生受太大的创伤。

歪打正着，播下热爱新闻的种子

采访者：回到您自己的成长经历，您一直是在我们学校里任教，对吗？

唐锡光：对。我那个时候情况比较特殊，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参加高考之前，我基本没离开过县城。我是江苏人，但是父母在山西工作，我是在山西参加的高考。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系统，师资力量也很强大，我的班主任是人大毕业。那个时代大概都是分配工作，很多重点大学毕业生被分到了我们那里。这个人大毕业的老大学生才华横溢，能力非常强，对我影响比较大。但老师也打趣我：你语文好，将来能当记者吗？拿着相机到处拍。因为他觉得我对数学不感兴趣。他这么批评我，结果成了一种暗示，我就以为学中文就是学新闻。所以我可能和大多数学中文的人不一样。上大学之前，我就说要学新闻。但我不知道新闻专业是怎么回事，而且认为学中文才是当记者的正路。毕业同学录上，别人写下各自的理想，我写的就是“热爱新闻”。

采访者：那您的班主任算是歪打正着，给您播下了新闻的种子吗？他怎么看出来您对新闻感兴趣？

唐锡光：他其实也是有错误认知。因为我语文大概是全校最好，数学也不差，起码中等偏上。他认为我语文全校第一、理化全校第一，偏偏数学中等偏上，在他看来，这算是我的短板，所以想用这话鞭策我，希望我继续上进。

学的是中文，教的是新闻

采访者：但您到了咱们学校，其实学的也不是新闻，是中文吧？

唐锡光：那时候还没有新闻专业，但我们七七级校友分配，将近三分之一都从事新闻行业。其中有人获得过韬奋奖、范长江奖。文史哲背景的人，当年进入新闻行业的非常多。

采访者：既然这么多杰出校友从事新闻工作并取得成就，您当时那么想当记者，为什么没有到新闻岗位去呢？

唐锡光：我大学毕业时生了一场病，住了三个月院，用了大量激素。我大学四年没超过130斤，出院后没低于过180斤，身体毁得厉害。当时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郑凤兰老师，她对学校新闻学的创建是功不可没的，是她把我留下了。郑老师当时指导我的论文，她说学校正好有一个留校指标，她比较看好我，觉得我表达能力还行，可以培养当老师。我当时挺惊喜，因为我比较顽皮，没想到能留下。郑老师说：“你肯定行，你的表达能力没有问题；当老师首先要有沟通表达能力，至于学术，咱们老中文学生的用功程度、掌握的知识都够用”，动员我留下。我那时刚出院半个月，写完毕业论文，论文写的是报告文学。就这样留校当了写作教师，和新闻就沾边了，因为写作课程里有一个大单元是新闻采访与写作。咱们新闻传播学院，当时就是以写作教研室为基础组建起新闻系的。

采访者：那您是先留在写作教研室，后来才到校报当主编吗？

唐锡光：对。后来因为我身体一直不好，还要照顾两岁的孩子，我就发现没法做科研。我不能糊弄自己，也不能糊弄别人，就选择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教务处教研科缺人，我觉得做教学研究没问题。当了十多年老师，有经验，做教学研究还可以，就去教研科工作了三年。后面学校做调整，校报作为重要媒体，缺总编，学校安排我接管校报。从1998年一直做到2012年，等孩子长大上了大学，我觉得自己可以重返教学岗位，就回到学院了。

担任校报主编，培养新闻人才

采访者：在校报的那段经历，算实现您的新闻梦想吗？

唐锡光：不算。在校报工作期间，我更深刻体会到宣传和新闻的张力。我发现许多按原教旨主义掌握的东西，会加深对宣传工作的误解和矛盾。如果完全投入到宣传里，很容易落入实用主义的怪圈，让自身陷入纯粹工具化的状态，这也不可取。这时就需要一种超越精神，你会发现新闻学、传播学原教旨主义这些东西，起码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批判意识。批判意识能够很好地校正宣传工作里过度工具化带来的偏激与偏差。做校报最大收获是：不管作为主编还是记者，不能任性，不能把校报当实验田。比如，当时有条件做彩色报纸，要是一味弄得花里胡哨，是不行的。一来会干扰读者接收信息，让人产生恍惚感，产生不安定的意识；二来色彩搭配有科学规律，如果破坏规律，审美就会出现问题；第三，每一种媒介都有自身的形象定位，随意改动会损害媒介形象。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能任性，即使是探索创新，都要反复论证，先做小实验，再做大变动。这并不是因为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必过分夸张。不管中国还是外国，媒介都要在社会规则里运行，就必须要遵守规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采访者：那您办校报的时候，社会责任感很强吧？

唐锡光：刚开始也没有这么强烈，就觉得这是本职工作，要按工作原则努力做好。但说到底，我心里一直存有新闻理想，也希望做一些探索。比如我是山东省第一个把校报改成对开版的，第一个实现彩色印刷的。这得益于当时的校长展涛的支持，展涛校长非常开明、民主，只要沟通好、讨论清楚，他知道你不是胡来，而且确实有助于工作，他就会支持。当时山东大学刚合校，需要展现新气象；所有学院、部门都需要展示自身的平台和机会，所以催生了一百多版校报。

采访者：虽然办校报没完全实现理想，但也至少给了您实践的田地。

唐锡光：对。从个人实践角度来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学生记者。他们后来走上新闻岗位，成为非常出色的新闻人，在省内外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我当时负责校报工作，同时担任全国高校校报研究会副理事长。我常和大家说：“没有小媒体，只有小境界，你要把自己的境界放大。”当时山东省高校校报的办报标准就是全国高校报刊标准。中国高校报协说，要向山东学习。我们做到了全国的标杆，获评全国十佳。清华、北大他们都来取经，看我们怎么办报。我们也有很多努力，做了大量专访，包括《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登的校长专访，都是我们采写的。所以当时也就明白了，新闻生产要讲求标准化，越标准越好，不要在生产规则上强行突破创新，就按标准化流程走。但同时又得给大家不断提供新鲜感受，提供可读性，吸引更多受众。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重点抓深度报道和副刊。因为老师们对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很有兴趣，但有些内容不适合放到学术期刊上，放到报纸的学术专栏正好，所以第三版就是学术版，在全国影响力很好，约了很多好文章。因为老师们有很多在学术上想说的，我们就提供平台，做差异化。我们山大又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就是以文史见长。我们的报纸必须体现这个特色，尤其在学术史、校史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采访者：我有一种感受，好像您培养学生都不是刻意而为的。

唐锡光：我当时会通过不断交谈和观察互动，发现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再为他们找到适合的发展方向。比如刘俊，我发现他应该做学术，刚开始他也拍片子，我就引导他专注学术，从规范上改造他的论文。再比如娄和军，他也是我们的学生记者，我让他做执行总编，因为我发现这孩子协调力强，将来应该有一定领导能力，他是我们学生里第一个做执行总编的人。当年我们校报在全国首创这样的模式：我担任总编，执行总编由学生担任，就这样手把手带学生。我就这么带了一批学生，对他们将来的成长应该都有帮助。我们那会儿统计过，校报里的学生记者60%以上都有推免资格，都能推免研究生。说明这些学生基本实践能力和学术能力实现了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学习新闻，要重视实践

采访者：那您觉得我们学科的独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

唐锡光：我们学科的独特性，就是他们说的那句“新闻无学”，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们的贬低。说这话的人可能想贬低，但恰恰证明他的无知。为什么我支持“新闻无学”这个说法？因为新闻无处不学！我们的研究对象最广泛，只要人类社会、人类沟通和交流存在，新闻学、传播学就存在。我们学科的使命，就是保证沟通和交流的有效性，提升社会效率，确保社会的信息安全。所以“无学”指的是“无处不学”。

采访者：而且新闻的这种学，主要来自实践。

唐锡光：对呀。无处不学，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实我们的前辈都意识到这点，我们的老师、长辈经常说，新闻记者要做杂家，必须要杂。为什么？就是无处不学，你不敢说哪个领域、哪个学问和你无关。比如说起薛定谔，你得知道什么是薛定谔、薛定谔的猫。再比如CIH病毒，这个计算机病毒当年影响很大。学校领导让相关部门主任解释，发现他的解释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因为他搞行政时间太长，根本没关注过这个问题。他只是在小范围出糗，也就几个人看到。但如果是媒体记者、主编出现这种情况，后果就严重多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诗经》里的“七月流火”，很多人认为是说热，实际说的是天文现象。还有“六月莎鸡振羽”，好多人把莎鸡理解为鸟，实际是昆虫。这都是常识性问题。虽然现在有百度、千问这些工具，但你没功夫，知识放到哪儿都不如放到自己脑子里合适。所以无处不学，我了解的真正新闻人，都有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必须确保足够的阅读量。我们整天说议题设置、议程设置，说得滚瓜烂熟，但是你尝试到实践中，以各种不同方式、场景、对象进行设置，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议题设置实际上是真正从娃娃抓起的事情，是一种习惯养成。我们大学老师教育学生，很多东西教不动。为什么？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定型了。比如会坐着专注地走神，坐得很端正，眼睛很茫然。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这样被老师管，只要坐得端正不说话，就是好孩子。关于程序和规则的议程就这样设置进去，服从性就这样形成。

采访者：我第一次给研究生新生讲话时，引用过您文章里关于学院历史的内容，发现这段历史好像被集体性地遗忘了，很少有人能讲清楚。我这两年带学生外出采访，才慢慢知道这段历史。

唐锡光：我也是跟大报的朋友聊天才慢慢了解。历史就是用来被遗忘的，这也正常。但有一些基本价值，我们还是得坚持。比如我们专业设立时，从临沂山大开始，就坚持实践先导，这一特质到今天也不能丢掉。现在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现实性问题，比如部分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中出现偏差，甚至出现法律层面的问题，实际上和脱离实践有很大关联。说到一个现象时，我们对现象的理解、解释非常套路化，只会套用理论，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批判精神。为什么？因为没有实践，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它往哪儿去。

采访者：您对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很忧虑。您觉得将来新闻传播专业，尤其是专业硕士的考核和评价，应该怎样才能和实践相关？

唐锡光：我认为首先不能只归咎于学科内部，这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焦虑。但我们仍要谋求发展、创新与进步。现在延聘业界人士做老师，只是救急方法，并非真正的人才赋能战略，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我自己有感受：我去电视台做策划之后，才知道电视怎么运营、策划怎么做、脚本怎么写。原来跟学生说脚本怎么写，都是照本宣科。只有亲自撰写过大量脚本，才能把握场景、人物心理与情绪脉络。理论和实践必须反复交融、来回打磨。即使引进业界非常成熟的人员，能教课也能培养学生，但思考方式和学术研究差异太大。国外新闻界也存在这种矛盾：搞学术研究的人给实践老师起外号叫“绿眼罩”，因为校对要戴绿眼罩；实践老师给搞学术研究老师起外号叫“开平方”，说他们只会做数据分析、开平方，互相看不起。这就说明简单的人员嫁接没用。过去体制内安排教师挂职锻炼，如果能够真正深入一线挂职一两年再返校，这样的交流才是有效的。

新闻专业奠基人的贡献

采访者：您为院庆写的文章里提到耿老师、郑老师，他们对学院发展做了很多贡献。您是否可以简单说说他们分别主要做了什么贡献？

唐锡光：当时我们专业建立时，牵头人就是耿建华老师和郑凤兰老师。两个人大概有分工，教学科研方面郑老师负责的更多，人才引进、社会交流、社会服务这方面耿老师负责的更多。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新闻专业该怎么办，我在校报，但郑老师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我，因为她从来都把我当新闻教研室的自己人。郑老师真的是忠厚长者，耿建华老师也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奠定了我们专业最初的基础、风格和学风。比如郑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对人的宽容等，对我有很好的影响。我觉得郑老师是我的老师，从老师的教育出发，我该按照郑老师的标准关怀、爱护学生，帮助周围的老师，让大家共同成长、进步。这两个人作为领头人，在人格、学术品格上都非常令人尊敬，为我们学院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我这一辈子受郑老师颇多照拂，我也多次提及，不是因为她对我好，我站在客观公允立场说，她对所有人都这样。我特别需要说出来，如果将来我们要写院史，这两个奠基者都要重点记述。我们专业的初创阶段，如果没有他们这种弥合，可能走不到今天，但恰恰是他们的宽厚温和，把最初的不适应、生涩和可能潜在的矛盾都消灭了。耿老师奠定了最初社会服务、社会合作的基本框架，包括和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电等单位协调对接。建院之初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从零开始开辟一个专业不容易。而我们的课程体系主要是由郑老师带起来，搭建起最基本的课程框架、人才培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