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94岁的张崇岫在安徽省合肥市逝世。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他拍摄的长津湖夜战、强渡昭阳江、美军士兵举手投降、中朝两军会师于东海岸边等画面，被印在邮票上或挂在纪念馆的墙上，纪念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战役和英勇士兵。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朝鲜战场上冲到前线、按下快门的那个人，曾经离子弹和死亡有多近。
张崇岫笔书“搞摄影要胆子大”
2026年4月，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项目组王咏梅教授、林小木讲师、硕士生杜馨语，赴安徽省合肥市采访张崇岫之女张文文。她翻出老照片，回忆起父亲的一生，这是一个关于战争与勇气、镜头与记忆的故事。
张崇岫长女张文文接受采访（林小木 摄）
从巢湖少年到战地记者
1938年，日本人占领安徽巢湖，张崇岫一家逃到巢南银屏山脚下的黄家冲，新四军四支队在这一带活动，这一年张崇岫只有9岁。后来张崇岫一家搬到张家田埠，他刚上了几年私塾，母亲觉得新四军部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其他的部队不同，就让张崇岫跟新四军走。于是，他和另外两个读私塾的孩子一起，到巢南游击队报了名。他们被编入一个特殊的班——“小鬼班”，班长黄崇全教他们打枪、刺杀、锻炼身体，把他们训练成为勇敢的战士。
1942年，13岁的张崇岫开始参加抗日战争。那时，在巢县到芜湖的一条河上出现了敌人的汽艇，黄班长亲自带着他们去驱赶，站在船头上的一个日本兵，被黄班长一枪打落到了水里。这是张崇岫第一次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
张文文介绍，1944年，张崇岫跟着部队，边读书边打仗。学成后，被派到解放军七师做文化教员。从1945年起，张崇岫辗转于七师六十二团、五十六团的多个连队，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一直打到1948年济南解放。文化教员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每次战斗结束后，要把阵亡战士的埋葬图画出来，编号、写名字，做成表格，然后交到团政治处保存。1947年这一年里，张崇岫登记埋葬的烈士有五百多人。那些白天还在一起说话、一起行军的战友，转眼就变成了花名册上的一行字、埋葬图上的一个编号。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经历足以改变一生。他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为什么能够不顾生死地冲到最前面去拍摄？或许答案就藏在1947年画的一幅幅埋葬图里，他知道战死沙场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记录下这一切有多重要。张文文回忆，父亲很少提起解放战争，“他说那是‘打自己人，打得很痛’，不愿多提。但抗美援朝不一样，他说那是‘保家卫国’，讲起来就很有激情。”
张崇岫年轻时的照片
1948年，19岁的张崇岫被抽调参加东线兵团政治部新闻训练班，学习摄影技术和新闻五要素。训练结束后，组织科长何伟找他谈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回原部队了，你要去搞照相。张崇岫很没底气，说自己一点也不会，照相的都是照相馆学徒出身，需要摄影技术、化学知识。何伟回答：“你从小在部队，当过三四年文化教员，受过战火的锻炼，所以你一定能拍到好照片。一般的摄影师跟不上，会害怕得趴在地上走不了。”就这样，张崇岫走上了摄影之路。
1950年夏新华社第九兵团分社的一群年轻编辑、记者在上海公因坊，从左至右为：王濯非、望阳、矫福纯（乔浮沉）、李楚城、纪兆璞、张崇岫
1949年上海解放，张崇岫刚好20岁，和陆仁生一起拍上海解放。陆仁生拍的一群解放军战士睡在马路上的照片让张崇岫永生难忘。“因为我父亲说他也看到了这个场景，但没想到要拍。陆仁生告诉他，你一定要记住，失去这个机会，你就永远都拍不到了。”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进张崇岫心里，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发了芽，拍中朝两军会师、拍美军士兵举手投降，都源于这句教诲：要抓住机会，拍别人拍不到的。
解放军露宿马路（陆仁生 摄）
朝鲜战场：硝烟中的取景框
1950年11月下旬，鸭绿江全部封冻，张崇岫作为第九兵团新华社摄影组组长，带着几个同样扛着相机的年轻人随军队入朝。那时他21岁，已经当了7年的兵。当时张崇岫身上挂着两架相机，一架老式德国徕卡，一架折叠式蔡司，把胶卷装在一个长布口袋里挂在身上，他还随身带一把小手枪，只能防身，不能打仗。他总是冲在队伍最前面，想用自己的相机，尽可能多地定格战争中真实的瞬间。
张崇岫在朝鲜留影
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面临两个极端困难：一是美军飞机疯狂封锁公路，物资运不进；二是极寒天气，零下三四十度，志愿军的装备根本无法御寒。张文文听父亲讲过一个小细节：部队路过东北时，站台上放着东北野战军的棉衣，张崇岫觉得自己可能需要，就拿了一件。“我父亲就靠这一件皮衣撑过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张文文说，“我还见过他穿那件皮衣的照片，很时尚的。”在零下三十几度的战场上，人都快要冻僵了，他却拿这件皮衣裹着相机给它保暖。张文文对这一点印象很深：“所以别人的相机快门经常冻得按不动，我父亲还能继续拍照。”
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五十九师战士俞贺千在长津湖地区严阵以待
（张崇岫 摄）
从13岁参加游击队以来，一次次战争的锻炼，让张崇岫在朝鲜战场上拍摄时能判断子弹在什么位置，对他有没有威胁。即便有这样的经验，他还是负了伤：耳朵被炮火震得失聪，拇指被子弹贯穿，头上也有子弹擦过头皮的痕迹，这些伤他从不主动提起。张文文说，父亲的耳朵一直不好，右耳戴着助听器，左耳几乎彻底失聪，“那是在朝鲜战场上震聋的”。
长津湖作战基本是夜战。张崇岫想拍夜战，但当时的徕卡最快快门只有二十五分之一秒，手持拍摄几乎必然模糊，想抓拍清晰的动态照片几乎不可能。“我父亲就想到了用镁粉。”张文文解释道，“相机底下有个火石，把发条拧紧，一扳发条，火石打着了，镁粉一下子燃烧发出强光，啪的一下就拍出来了，不过敌军的炮弹跟着就来了。”后来洗出照片一看，居然有一个画面能清楚地看到山上的美军帐篷，这是张崇岫冒着生命危险拍的照片。
1950年12月，在长津湖战役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师战士们正在与美军激烈夜战
（张崇岫 摄）
拍下美国士兵举手投降那张照片的过程，张崇岫后来反复提起。那是在朝鲜江口洞，美军坦克被火箭筒击中堵塞了退路，一百多名美军士兵被截在山沟里。张崇岫跟着志愿军战士冲上去，美军从坦克里钻出来，两边隔着一点距离对峙。张崇岫不会英语，也没法喊话，就让志愿军战士再往前跑几步。战士一上前，美军士兵果然举手投降了。当时张崇岫用的相机只有标准镜头，没有长焦，这意味着他离取景框里的那些美军士兵只有几步之遥，他不是躲在掩体后面的旁观者，而是随时可能被击中的参战者。研究者常常提到这张照片的军事摄影史意义：敌我同框、千钧一发，几乎像摆拍一样完美。但这不是摆拍，而是用勇气和经验抓拍的瞬间。抗美援朝战争中，因为拍照片而立功受奖的人很少，张崇岫是其中之一，这张照片为他赢得了一个三等功。“但我父亲自己几乎从不提，他说三等功不值得讲。”张文文说。
1951年4月，朝鲜江口洞，美国陆军第二十四步兵师坦克队士兵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五十九师战士举手投降（张崇岫 摄）
中朝两军在东海岸会师的照片，是张崇岫认为对自己来说最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拍这张照片之前，他跟随的是二十七军八十师二四〇团二营四连，一直跟到快到东海岸元山港时，连队撤回去了。当时离海边还有二三十公里，刚刚打完仗，可能会出现敌人的残兵和特务，二十七军却没人能送张崇岫去咸兴港。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因为他想起学习摄影时，接触到的苏联摄影师说过“战争中除了打仗开枪，还有一些能够表现精神的东西”。因此，张崇岫想在海边拍一张照片，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打跑了。到了海边，二十军侦察队和朝鲜人民军海岸部队已经先到了。张崇岫对他们说想拍一张会师照片，两边都高兴得不得了，在拥抱欢呼声中，他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两周年纪念邮票的蓝本之一。
1950年12月，长津湖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五十九师侦察队与前来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在成兴港胜利会师（张崇岫 摄）
2019年，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摄影家协会主席许国第一次看到张崇岫的作品，被深深震撼。入行30多年，他研究过国内外许多著名战地摄影师，“往往是一方失去了战斗力，才上去拍两张。而不是在双方还在激战的过程中就去拍照。比如摄影大家罗伯特·卡帕最著名的作品《战士之死》，在照片上是看不到敌人的。”然而在张崇岫的镜头里，有美军坦克爆炸、倾覆在眼前；有机关枪的弹道滑过夜空，燃着了对面山头的美军帐篷；还有炮弹把雪花炸得纷飞乱舞……更为难得的是，他拍摄了多张敌我同框的图片。在那样的光照、设备条件下，许多细节都拍得很清晰，连坦克履带上的纹路都能看清。
张文文告诉我们：“他（张崇岫）在朝鲜时正年轻，精力旺盛，能跟紧部队，拍那些动态的战斗照片。战士们情绪饱满，也反过来给了他力量。”的确，照片里昂扬的状态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拍摄者当时真实心境的投射，一个整天畏畏缩缩担心丢命的人，不会拍出这样的照片。在朝鲜两年多，张崇岫拍了2000余张照片，用相机记录下战场上的危机、苦难和勇气。
张崇岫留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纪念》邮票（林小木 摄）
张文文还转述了一个张崇岫与老战友的故事。朝鲜战场上物资匮乏，几乎每天的食物只有土豆，还常常是结了冰的，吃之前放在怀里捂一捂才行。“复旦大学的曹宠教授曾经邀请我们一家到上海，他在复旦大学门口等了我们好几个小时，还请我们在他家吃饭。”张文文回忆，“当时他跟我说：你爸爸把我们几位摄影师带到朝鲜，为了拍照我们就分开了，很久没见面。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给我们带了一把盐回来，这把盐救了我的命，因为缺盐人就会浮肿、乏力，甚至死亡。”那个时代记者地位很高，张崇岫才得以获得宝贵的盐。张文文说：“当时我父亲每天也只吃土豆，打败敌人后，有时能俘获他们的食物。他后来经常笑着跟我们说：‘美国人的牛肉罐头好好吃哦，之前从来没吃过。’”
张崇岫总结过战地摄影的经验：“要想拍到别人很难拍到的战斗照片，必须自己创造机会，到战争第一线去，跟着先头部队走，与突击、穿插的战士肩并肩，和敌人面对面……哪里打得激烈，我就往哪里凑。”他说得轻松，张文文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父亲说他自己是最不怕死的，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端起相机就像端起机枪一样！”
归于平静：摄影之外的文墨人生
1953年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张崇岫回到济南军区，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摄影记者，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的鼎盛年华。“我父亲在济南待了20多年，这段日子他很开心的。我就出生在济南，山东水饺很好吃的，我们家人都非常喜欢山东。”张文文回忆，“父亲80多岁时，我们还特意回济南，但是之前住的济南军区小红楼已经被拆了。”
张崇岫家庭照
1980年夏天，他进入安徽省文联工作，开始大量创作文学作品。根据自己抗美援朝的经历，他写了电影剧本《战地之星》，讲述朝鲜战场上广播站的故事。剧本后来拍成了电影，女主角叫“流星小姐”，由盖克饰演。
《战地之星》电影海报
他还写了剧本《长津湖史诗》，把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写成了中国式的巴顿将军。在朝鲜前线，张崇岫亲眼见过宋时轮站在作战图前焦虑得把铅笔当筷子夹面条，也见过1951年在死鹰岭上，宋时轮跪在码得整整齐齐的烈士遗体前伤心痛哭。张崇岫说：“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宋时轮。”这个剧本在浙江获了奖，但宋时轮本人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有人在写他。他去世前也曾到安徽想见张崇岫，两人没能见上面，成为张崇岫晚年的一桩遗憾。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宋时轮
在文联工作期间，张崇岫还参与创办画报。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没有钱，全国只有安徽和江苏两个地方办画报。1958年，安徽省文联出的一本画报被带到人民大会堂去展览，参观者都说安徽这么一个省还能办出这样印得漂漂亮亮的画报，很不容易。从战地摄影到画报编辑，张崇岫始终没有离开过影像和新闻这个行当，从战争年代的战地摄影，到和平时期的画报事业，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
真正耗尽张崇岫心血的是他70多岁时开始写的小说《英雄CHINA丁》，书的主人公叫丁家山，设定是北洋水师名将丁汝昌的后代，参加了新四军，故事贯穿国内战争和朝鲜战场。张崇岫年轻时在连队当过五年文化教员，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年纪轻轻就死了，这种情感在心里憋了几十年，终于落在纸上。张崇岫说过：“我脑子里就是他们，我所经历的就是他们。现在对那些人那些事有所了解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要写这本书，纪念他们！”
《英雄CHINA丁》封面及张崇岫在朝鲜战场最后一张留影
晚年的张崇岫过着安静的日子，直到2019年，他的影像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很多专业人士看到这些照片后认为：张崇岫的战地摄影足以比肩世界最优秀的战地摄影师，在枪林弹雨中拍摄，居然还能做到焦点精准、构图精妙、曝光准确，这在军事摄影史上是极为罕见的。2020年12月，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他的个人摄影展在第十三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展出，引发强烈反响。2023年6月，94岁的张崇岫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摄影）”。他拄着拐杖慢慢走上领奖台，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难忘的话：“这些照片任何人都能拍到，就是一个机会问题。”中国文联副主席、摄影家李前光与张崇岫聊天时感叹：“你认为那是给你机会，让你遇上了，但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这是你的一种非常美好的品德。”
94岁的张崇岫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摄影）”
目前，国家博物馆收藏由张崇岫拍摄并亲笔签名的抗美援朝战地摄影作品共计126张，内容涵盖长津湖战役、强渡昭阳江、云岳山穿插、县里大作战等重要战役，以及杨根思、毛张苗、潘泽民等英雄人物，在中国军事摄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崇岫的抗美援朝战地摄影作品还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
2024年9月，张崇岫于合肥辞世。这位从安徽巢湖走出的少年，13岁起便不断见证战争的残酷。在朝鲜战场的烽火岁月中，他是一位拿着相机的战士，定格了两千多个珍贵的历史瞬间。正如张崇岫自己所说：“我把所有对胜利的渴望，以及对参加这场战争的战士们的尊重、骄傲和自豪，全都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这些凝聚着勇气与荣耀的影像，已经成为民族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会被后世遗忘。
文/杜馨语
指导老师/王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