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办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开幕式上，有着“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
消息传开后，相关报道铺天盖地。四十多年前曾斩获这一奖项的丘成桐先生在采访中表示：“我一直诚挚邀请他们回来任教，希望他们能指导我们的学生。我期待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这些优秀年轻人能以王虹和邓煜为榜样，争取在未来十年内，让中国本土培养的学生摘得菲尔兹奖。”
丘先生、王虹与邓煜这两代数学家的成长之路，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启示？中国数学又该如何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我立刻拿起手机联系丘成桐先生，又安排编导分别给王虹和邓煜发送邮件，提出了采访邀请。尽管我清楚，此刻他们的邮箱一定已经“爆”了。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唯一一档以人物为核心的深度访谈节目，《鲁健访谈》已经采访了两百四十多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想要“稳、准、狠”地敲定一位嘉宾并不容易，但作为栏目制片人，只要锚定了目标，我的内心就能保持从容与自信。
在我看来，这种从容与自信，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质，需要眼界与阅历化作“土壤”慢慢培育。在山大新闻系求学的四年里，我一直浸润在这片土壤中，一次次收获眼界与阅历馈赠的“营养”。
1998年夏天，我走进山东大学新闻系，开启了我的本科学习生涯。那时的新闻系才刚建系第二年，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下设的一个专业方向，录取分数线很高。成为一名优秀电视新闻记者的梦想，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发了芽，静静期待着开花结果的那天。翻看着旧相册，我一直珍藏的那张照片，总能让我想起当时那棵初生的“嫩芽”。这张照片拍于2001年初春的山东大学校电视台演播室，那天我刚以大学生记者、校电视台学生主播的身份，完成了对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的专访。采访结束后，我请先生在我收藏的散文集上签名。照片里的我穿着一身不算合身的正装，脸上却带着毫无怯色的自信笑容。那次采访的提纲是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反复拟定的，我们的问答实录后来也刊登在了《山大报》上。
杨雅雯
“众人汲饮的井”到底有多深？当时学校请来访的余光中先生给学生做了一场演讲，科学会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靠着新闻系的“先天优势”，我得以借采访的机会和先生近距离接触。这次格外珍贵的访问，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记者这份职业的独特魅力——你可以以平等的视角，触达自己内心深处的“好奇”。当然，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要走出超越“好奇”的路，要经历多少困难。这一年的暑假，我还作为大学生代表参加了“两岸夏令营”，得到了去余光中先生任教的台湾中山大学参观的机会。虽然没能再见到先生，可先生的诗歌散文里反复提及的高雄西子湾海景，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6年后，2017年12月14日，我正坐在台湾TVBS演播室的主播台上，准备几分钟后就要开播的《中国新闻》午间档“直通台湾”板块连线。编导匆匆将一篇新闻稿递到我手中，内容是余光中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的思绪瞬间闪回到高雄西子湾那个惊涛拍岸的傍晚，紧接着又被拉回了山大的校园。我迅速定了定神，理顺语句、补齐信息，镇定自若又满怀深情地完成了这次播报。电视机前的观众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但只有我自己清楚，这短短几分钟的背后，是从当初那一点好奇出发，一步步在内心建立起来的从容与自信。
除了眼界和阅历，让我变得自信从容的，还有新闻专业基本功的训练。还记得上学时，我们有一门“新闻写作”课，由谢锡文老师讲授。新闻写作是记者最核心的能力之一，就像腹肌对运动员的意义一样不可或缺。这门课让我在兴味盎然中获益匪浅，因为谢老师并不是简单讲解写作方法，而是带着我们在反复实践中养成职业习惯的肌肉记忆。其中最关键的一项训练，就是写观察日记。她要求我们一学期里每天都完成一篇观察日记，去发现“新近发生的事实”，记录有趣的人和有意思的事。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变成了取景框，走在校园里，坐在食堂吃饭，都会不自觉地搜索那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接着放大细节，字斟句酌写出一篇像模像样的日记。现在回头想，这样的训练就是非常扎实的刻意练习。有没有新闻敏感，决定了你能不能在纷繁复杂的信息背景中聚焦关键；会不会独立思考，决定了你能不能搭建出一篇有独特视角的报道；懂不懂遣词造句，决定了你写的报道传递的信息能不能更有效地抵达受众。谢老师还安排我们以同学为写作对象，尝试从熟悉的人和事里另辟蹊径，发现不一样的角度。同学们都很喜欢这门课，既期待谢老师在课上念自己的日记，也享受课下传阅拜读优秀范文的时光。
如果说“新闻写作”课是观察与思考的日常训练，那在《未来记者报》上发表文章，就是这项训练的阶段性成果展示。这份报纸，是新闻系周树雨老师带领学生们一手创办的。今日之学生，未来之记者，正是在这片小天地里“施展拳脚”，采访、写作、编辑、出版……每一个环节都由学生们亲力亲为。我大三暑假在济南电视台实习，其间独立拍摄了一部记录大学生假期打工经历的纪录片。第二年四五月，首届大学生电视节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我的作品有幸入选，便乘火车前往南师大参加了电视节的学生电视论坛。回来之后，周老师就让我把参会的见闻与感悟整理成文章，发表在《未来记者报》上，文章题目是《南师大与电视节》。那一版的编排也格外用心，整版主题定为“校际”，我这篇小小的“豆腐块”旁边，排布着《我看复旦》《纸上科大》和《法大文学与法大人》几篇文章。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做编辑，自己的成果能变成铅字见报，就相当于给此前的观察与思考送上了一份实打实的“正反馈”，满满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后来成为电视新闻工作者后，我依旧会时常锻炼观察与思考这两项能力，直到读到陈虻的话，才真正意识到这种训练的价值所在：“新闻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时效性，任何一件事物，只要是人们不曾了解，或是不曾得到恰当表达、不曾被真正理解的，就都具备新闻性。换句话说，核心在于你能在既定题材中触碰到全新的问题，这种观念层面的变化，要么是前人从未揭示过的，要么是人们有所感受却从未真正深入触碰过的，这样的内容就拥有新闻价值。”同理，“纪实影像最关键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你对事物做出的选择与判断”。
筹备《鲁健访谈》栏目时，我一直跟团队强调，提纲写完绝不代表工作结束，在采访现场，我们始终不能停下观察和思考的脚步。还记得2022年采访黄永玉先生的时候，九十九岁的黄老坐着轮椅到现代文学馆参观自己的展览，那时他的身体已经有些虚弱，可只要状态稍好一些，他就会拿起笔继续创作，还盼着能在百岁画展上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采访结束后，工作人员协助他上车离开，摄影老师以为采访已经结束，正准备关机器，我在一旁连忙说：“别关机，把镜头推上去，对着车门拍！”车门缓缓合上，就在即将完全关闭的刹那，黄老突然抬起手，比出了一个加油的手势，让现场所有人都深受触动。最终这个镜头被留在了片子的结尾，它既藏着我们对这场采访的观察与思考，也藏着黄老的人生选择：年过百岁，他依然怀着百分百的热忱认真对待生活。
不同的媒体人有不同的选择与判断，判断的依据是各自不同的思维“坐标系”。经过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的系统学习，再加上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文艺评论的知识铺垫，山东大学新闻专业为学生搭建的思维“坐标系”，让我们始终心存人文关怀，拥有开阔的视野，进而形成对时代与社会的深刻理解。当一则新闻事件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可以从容且自信地回答清楚：我们应该说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要怎么说。
（作者杨雅雯，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998 级本科生，
现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鲁健访谈》栏目制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