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钟灵毓秀的胶东半岛滋养着广袤丰饶的物产，也哺育着勤劳聪慧的人民。从这里走出的许多英雄儿女，谱写着一曲又一曲铿锵激昂的革命战歌，王达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2026年5月及7月，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项目组”赴四川成都。经由王达的儿子梁彦学和王达曾经的属下、原四川电视台台长曹培俊以及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王彤、高级编辑廖永烈、著名主持人李民的讲述，我们得以一览这位从山东荣成走出来的新闻干部的别样风采，铭记她为革命工作、宣传事业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
王达
“出生入死，不让须眉”
自古英雄出少年，巾帼英雄李淑媛的革命热情与家国情怀在年少时便崭露锋芒。1936年，年仅16岁的李淑媛便在济南加入了中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凭着一腔热血为实现祖国的救亡图存而摇旗呐喊。翌年春天，李淑媛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工作中。是年12月24日，天福山起义的枪声响彻胶东，这枪声刺破了村坝院落的安稳宁静，也唤醒了有志青年的报国热忱。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诞生后，不愿当亡国奴的胶东儿女便争相报名参军。
1938年1月20日，李淑媛与另外十一位姐妹不约而同地到达文登大水泊，她们怀揣着共同的志向组成了“王氏十二姐妹”。依照报名的先后次序，李淑媛排在首位，故取名为王大，之后在口耳相传中改唤作王达。这个全新的名字既是她献身革命的开端，也伴随她走过了风雨兼程的革命生涯。王达在之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十二姐妹个顶个都是女英雄，王四妹子虽出身地主家庭，却步行四十里赶来参军，只为保家卫国。参军一年多后，她在掖县（今莱州市）壮烈牺牲。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好好干！’姐妹们干宣传、干民运、干医务，出生入死，不让须眉。”在这一时期，年轻的王达深受党的先进思想的启发，也在熏陶与浸润中坚定了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她于1938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胶东时期的王达
在革命活动中，王达显现出非凡的领导才干与组织能力，也为她今后深耕宣传工作奠定基础。1939年3月，王达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后任清河特委妇委书记，同时代理特委宣传部长、胶东区党委妇委书记等职务。1946年秋，王达到栖霞任县委副书记，翌年又调任南海地委宣传部长。在家乡的这片热土上，王达的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在乡亲父老间颇有威望、有口皆碑。“我母亲在山东还是很出名的，回老家时，一提到母亲，乡亲们都很敬佩。”王达的儿子梁彦学介绍说。
胶东半岛的革命经历磨炼着王达，她步履不停地奔赴下一程革命征途，走上南下之路。1949年5月，王达前往苏南地区的戚墅堰从事军事接管和职工教育工作。之后又到南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开始向西南进军。1949年11月，王达、赵铎等人抵达酉阳，任酉阳地方负责人。12月初，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首长也赶到酉阳县城，他们发现酉阳一带情况复杂，地理位置更是十分险要。首长们到达驻地不久，王达与赵铎便前去汇报工作，刘伯承在这时嘱咐道：“酉阳这个地方是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几省交界的地方，历来是个土匪窝子，国民党专员庹贡庭在这里留下了几万条枪，土匪很快就会起来的，你们就不要往前走了，就是要以酉阳、秀山、黔江三个县划为一个地区，建立酉阳地委、专署，要叫你们留下，领导这一带的人民进行征粮、剿匪。”
刘伯承、邓小平的合影
第二天上午，王达与赵铎又按要求到达司令部，刘伯承叫他们找邓政委，并指着邓小平同志说：“请邓政委给你们谈。”邓小平把他们领到自己的住处，拿了两条木凳让二人就座，自己则坐在床沿边，问他们接下来作何打算。赵铎答道：“根据我们掌握和了解的情况看，形势很复杂，别看他们（国民党残余和土匪等）在我们大军驻在这里还客客气气，很有可能在我们的大部队继续向前推进，离开这里后，他们就会叛乱。我们准备把干部撤下去，到农村去和老百姓交朋友，做好平叛的准备。”邓小平听后深表赞成，说道：“好嘛！”他又问起王达与赵铎还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二人齐声答道：“没有什么要求。”
赵铎
受任酉阳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后，王达深感重任在肩，她将全部心血倾注于革命工作中。之后，她又调任涪陵地委宣传部部长、万县地委宣传部部长、万县市委第一书记、万县地委副书记等职，并最终在成都定居。
“你们播，我签字！”
多年来的革命宣传工作经历赋予了王达独到的洞察力与敏锐性，也为她在广播领域施展拳脚积蓄了力量。1958年1月，王达调任四川省委整风办公室主任，同年9月调任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党组书记兼副台长。1959年，四川省广播事业管理局成立后，王达任局、台党组书记。1970年，王达任四川省广播事业局、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局台改为革命委员会，王达任副书记。革命委员会撤销后，1978年7月王达任四川省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党组主要负责人。1980年又出任四川省广播事业局、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顾问，并先后任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第三、第四届委员。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旧址（王咏梅 摄）
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履历中，王达敢为人先的魄力无疑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1980年7月21日，《四川广播电视报》在头版的“报眼”位置刊发了一篇《社员罗德金买了汽车》。介绍新都石板滩公社解放大队一队社员罗德金贷款买回了一辆载重两吨半的“成都-130型”汽车由自己经营，帮助集体和社员解决运输问题。文章还预告电台将在8月3日的《对农村广播》中播送通讯《买车记》。私人贷款买车在那个年代可谓罕见，而这则通讯之所以能够刊播，便要归功于王达敢于拍板、不惧担责的过人胆识。
稿件到底能不能刊发，采写《买车记》的通讯员李加模自己心里也犯嘀咕。他心想，那个时候不要说汽车这样的大型现代生产资料，就连农业生产上使用的拌桶、犁头等都还是公有的，没人敢下放到户。《买车记》如若刊发，岂不违反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准”这一根本原则？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一年多了，于是他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揣着稿件到《四川日报》碰碰运气。果不其然，这样一篇稿件让编辑犯了难，《四川日报》编辑部农村组组长尹汉卿看完稿件皱着眉头说：“老李呀，你这篇稿子我们咋个敢用啊？”李加模没有泄气，他又去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找到了农村组组长黄家愈。“老黄，你想不想看点新东西？”李加模边说边把《买车记》递给他。黄家愈仔细看了两遍，抱歉地说：“老李，真对不起，这篇稿子不能用。”正在为难之际，坐在一旁编稿的老编辑张大元插话了，他说：“让我看看。”张大元看完稿子连声说好，他抓起稿子边走边说：“找王达看看！”
1980年第8期《半月谈》刊登的李加模的文章
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廖永烈是当时农村组的副组长，常常跑农业新闻，他在采访中回忆道：“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张大元老师便喊我‘小廖，你过来一下，王达同志叫你过去。’我过去之后，王达同志就问我‘小廖，这个稿子你看一下，你是专门跑农村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方面的，你看看这个稿子行不行。’”廖永烈谦逊地说：“王达同志，你和师父都看过了，你们定夺就是了，我就不看了。”王达神情严肃起来，她说：“你不要说你师父，你看下说说你的意见。”廖永烈细读过稿子后说道：“王达同志，我认为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我们现在搞包产到户已经快两年了。我们四川和云南等邻近省份都在搞试点，放宽政策。广汉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鼓励农民贷款买手扶拖拉机，那鼓励农民贷款买农用汽车也不是不可以。第二点呢，包产到户过后，有些生产队还要管生产。生产队和农户的化肥、种子等农资要运输，农民有这方面的需要。公社的农机站有运输队，但是少量的农资找他们运又不行，所以农民没得办法。现在有人来买汽车帮着搞这些是好事情，有利于生产也方便农民生活，还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石板滩这个地方我是去过的，生意很兴隆，有一辆小车跑一跑是好事。”
听完廖永烈的分析，王达表示赞同：“是啊，小廖你说了这个我想起来了。前不久省委开会，小平同志在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里有一段话，讲说从去年起国家放宽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基层供销社都可以出省购销了，而且个体商贩和农民也可以长途贩运。长途贩运既然可以，新都的农民买辆车子怎么不可以，你们怕，我签字！”就这样，这篇在当时颇具前瞻性的《买车记》得以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廖永烈接受采访（王咏梅 摄）
《买车记》正式播出时收听率很高，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甚至衍生出各方观点的辩论交锋，也带动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北京《半月谈》杂志为此在1980年第10期开辟专题专栏，组织全省和全国的读者、听众展开了一次专题讨论。其中，主张《社员买汽车跑运输应当允许》的江苏宜兴朱斌培写道：“你刊第八期发表文章，欢迎大家讨论社员买汽车行不行？我说：行。理由很简单：第一，手续合法。罗德金不是非法买车，而是从公社农机站买回的，又有合同签订，每月还向生产队交纳公积金、保险金。第二，不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罗德金的汽车有‘户口’，执照齐全。开车不要人家送礼招待，更不投机倒把。第三，服务周到。干部和群众一致夸他‘为农民服务着想’。这三条，比有些‘官办’的汽车驾驶员要好上几倍，对于这种公私两利的买车跑运输何乐而不为呢？我看应该提倡。”
然而，认为《社员买车我看不行》的辽宁金县罗云华则举出两条理由：“其一，不符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型生产资料必须公有，不能成为私有财产。汽车是大型生产资料，决不能与社员可以私养耕牛相提并论，如果社员可以买汽车，那么有钱的工人、干部不但可以买汽车，而且可以买机器开私人工厂了。这不等于容许资本家存在了吗？其二，把农村贷款借给社员买汽车，是拿集体利益为某一个人富裕开‘绿灯’。这种做法更不能提倡。既然能把3000元贷款借给社员，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借给生产队，让集体买汽车呢？社员张三要买汽车信用社给贷款，如果社员李四、王五……都要借，这个‘绿灯’国家都能开吗？”
1980年第10期《半月谈》刊登的《社员买汽车行不行？》
大讨论中还有一种意见，那就是江津地委宣传部的王其书，他认为有几个难解决的问题，主张《这种事不宜提倡》。他在讨论稿中这样写道：“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其次，燃料问题。汽油不是自由贸易商品，当前汽油供应紧张，国营单位一些汽车还常因缺油而停驶，哪有多少汽油来供应社员私人搞运输。第三，货源问题。在某些局部地区少货源，当前总的情况是国营单位的汽车运输都严重吃不饱，哪有那么多货物来供应私人运输。据我所知，四川省汽车25队就约有150部汽车因货源、能源不足而停驶。”
最终，编辑部与官方均没有作出“行”还是“不行”的结论，当时新闻界人士戏称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讨论”，但观点却越辩越明。
讨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日本的《朝日新闻》及美联社立即派记者来蓉采访，香港《大公报》随即也用黑体大标题《中国农村的汽车业主》刊出报道。这篇稿件的播出也在全国掀起了农民买车的热潮，广大农民把它当作“红头”文件，因此尽管私人买车争论激烈，但在多数农民的拥护下，催促金融部门贷款的呼声日渐高涨。
李加模也凭借这篇稿件升任主任编辑，在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1987〕43号文件《关于同意李加模申报主任编辑的请示》（报省委宣传部职改领导小组）中有这样一段话：“通讯《买车记》是全国第一篇公开宣传私人购买汽车和私人经营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较大的震动，为后来中央文件允许私人购买和经营汽车等大型生产资料的政策规定，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批准电台播送广告的问题上，王达也展现出了独到眼光和开阔胸襟。原四川电视台台长曹培俊回忆起在川台工作的经历时谈道：“当时台里第一条青阳机具厂的广告是我牵头播出的，王达台长很支持这个事情。”在王达看来，播出广告能够促进产供销，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梁彦学回忆道：“后来因为这件事，中央还找我母亲谈话。母亲考虑问题不会掺杂其他的因素，她认为正确的观点就是要支持。”
曹培俊接受采访（王咏梅 摄）
“王达台长是最尊重人才的”
任人唯才同样是王达的一贯作风，在她的带领下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人才辈出、佳作频现。曹培俊在采访时谈道：“王达台长很重视人才，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是半路出家干新闻的，但我比较爱钻研，王达台长就提携了我，让我去电视台。”
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毕玺是台里的文艺骨干，他曾因故被调往中学教书。王达有一天在路上碰见毕玺，便问他要到哪里去，毕玺说自己已经离开电台了。王达感到很奇怪，说：“你怎么能离开电台呢？你是我们电台的骨干，我要马上调你回来！”毕玺回到台里后用卓著成绩回报了王达的知遇之恩，由他策划、主创的108集全本《三国演义》广播连续剧被列为当代三国改编的“三大艺术工程”之一，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播剧杰出贡献奖等若干奖项。
毕玺生前接受采访（王咏梅 摄）
心系人才、关爱下属是王达留给电台后辈最深刻的印象，于他们而言王达既是威严的领导又是慈祥的师长。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王彤回忆道：“66年初的时候，王达台长找我去办公室，她说‘小王，你家是贫农，你又是大学本科生，学政治的，但是还没有系统学习过新闻工作方面的技能知识。我打算派你去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办的培训班学习，你一定要好好学！’”这份记挂与提携令王彤十分感动，他全身心投入地汲取着新闻知识，为的便是不辜负王达的殷切期望。“王达台长是最尊重人才的”，王彤在感念王达时有感而发。“当时我们台里的同事吴琼写了一篇事件通讯《嘉陵江风光》，写得很好、很生动，王达台长便号召我们大家向他学习，要深入基层、认真采访，她还嘱咐我：‘小王，这篇稿子你要找来看，要认真学习’。”
王达对后辈的关怀细致入微，工作之余也常常牵挂着他们的日常生活。“王达台长非常关心部下，对人很好，很爱惜下属。那个时候她每次炖了猪蹄都要喊我去吃。”曹培俊笑着回忆起那段时光。
“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个子也比较小，常常在电台的楼梯上滑滑梯，王达同志就拍着我的肩膀让我注意别摔着了。”廖永烈在采访时说道，“王达同志对年轻人很关心，她曾问我：‘小廖，你写入党申请书没有啊？’我笑着说：‘没有，还不够资格。’她说：‘那不行，你要积极创造条件，要争取进步啊！’”廖永烈忆起这段过往时脸上不禁浮现出笑容，这位常常拍打着他的肩膀提点他的老领导是那样的亲切、慈爱。
“当时台里有一位记者叫朱绪康，是上海人，王达台长便叫他过去，问他从上海过来还习不习惯。王达台长就是这样关心台里的年轻人，她待人很真诚。”王彤说道。
王彤接受采访（王咏梅 摄）
虽是台长，王达却始终秉持着艰苦朴素、脚踏实地的作风。“广播是没有国界的，它的传播范围相当广泛。因此王达台长特别要求我们不能出差错，写稿一定要严格、真实。为此，她以身作则亲自值早班，早班要四、五点钟就起床。稿子写好后，王达台长亲自审查，仔细校对是否有不合规定、不适合播出的内容。这一点说明她为人师表，值得我们向她学习。”王彤满怀崇敬地说道。梁彦学谈道：“那时候不论刮风下雨，我母亲都是骑自行车去台里上早班，路上要骑一个多小时。”
李民对王达的优良作风印象颇深，他回忆道：“上级领导给王达同志配了一辆专车，尽管路途比较远，她每天上下班都还是骑单车，是非常朴素的一位干部。但是当宣传工作有需要时，王达同志就会动用她的专车，派车去接送，这也为电台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帮助。”
李民接受采访（王咏梅 摄）
政治立场上的坚守是王达给这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们最深沉的教诲。“王达台长的政治立场很坚定，在把握政治方向上很严谨。交给她审阅的稿子里哪句话不恰当，她就要在这句话旁边打一个长长的‘气球’，我就再根据她的这些意见来修改。她作为老同志，文字方面不是长处，有时她改错了我就再改过来，但她的大方向上是很正确的。”曹培俊说道。
“那时候最怕王达同志给我们改稿子，”廖永烈笑着回忆说，“很多重要的稿件要拿给她审批，她便喊我‘小廖，把凳子挪过来坐’，她一边看一边说，一边说又一边问，王达同志的字迹不太好认，很多时候播音员都看不懂，他们就又来问我。这恰恰说明了王达同志认真负责，工作上紧扣党的政策，她敢拍板但绝不是乱拍板，像是看都不看就签字，是绝对不行的。”
晚年王达
“母亲对我的要求，一是红，二要专”
母亲的教育如春风细雨般润物无声，却涵养出了孩子最深厚的底气。“她是个好妈妈，长大以后她便放手让我自己去闯荡，这就让我放开手脚、敢想敢干。”凭借这样的信念，梁彦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不断钻研、成就斐然，他曾任成都工具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我接受到的父母的教育有这几条，第一就是为人处事要低调，从不吹嘘自己。第二就是从不整人，再就是从不亏待别人，别人敬我一尺我回人家一丈。第四就是我从不溜须拍马，都是凭真本事吃饭。我母亲对我的要求，总结起来就是两条。一是要红，二是专，她强调红更多些。有段时间下海风潮很高，不少人来拉我下海，我母亲说：‘你不能下去，你在所里好好干，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梁彦学回忆道。
王达的行事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家风的传承也彰显着她的坚定信仰与宝贵品质。“我从小母亲便指导我读书，我印象很深。我读初中的时候，她专门给我买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些书籍，因此我对这些革命历史了解得比较多，同时有一些她觉得好的报告也会拿给我看。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很多内容并不太能领会，但是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哲学虽然很深奥，但它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以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工作。”梁彦学谈道。毛主席的著作发表后，王达更是第一时间便拿回来让儿子阅读。“我在大学的时候非常认真地读了毛主席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几篇对我很有启发，有很大的思想指导意义。尤其是读了《实践论》以后，我就形成了一种理念，就是不要怕失败，要敢想敢干，即使失败也会获得知识，因此我在搞科研的时候也是保持这样的作风。”梁彦学2005年退休前在成都工具研究所工作了33年多，期间平均每2年就完成一项国家级攻关课题，获得国家级、部级一、二、三等科技进步奖多项。采访结束后，梁彦学评价母亲说：“她是个好妈妈，永远活在我心中！”
王达的儿子梁彦学接受采访（王咏梅 摄）
“王达台长品德之高尚，为人之忠厚，以及她对党的宣传事业的执着，都令我十分敬佩，这样的干部是好干部。可以说我们川台的发展，王达台长有很大功劳。她对上级如实传达我们的情况，对待下级也是严格要求。王达台长在时，台里工业组、农业组、文艺组的节目都办得有声有色。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怀念她的音容笑貌。”王彤在结束采访时这样深情地怀念他的老领导。
如今，王达老台长的墓碑静静矗立在巍峨险峻的剑门关，不时仍有怀念她的下属前去祭拜，他们寄托的是一缕哀思，更是对这位好干部的敬重与爱戴！
文：朱晓雯
指导老师：王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