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自己的信仰，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我始终没有见过他发牢骚、对社会不满。”孙泽夫的幼子孙少夫这样回忆父亲。“他不计前嫌。只要你会工作，对人民能做出贡献，兢兢业业，他不会因为一两句话把人废了。他看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大是大非。”

为了解孙泽夫先生的新闻生涯和贡献，2026年寒假，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项目组专程赴福建省福州市，采访了孙泽夫之子孙少夫，听他追忆父亲的新闻人生与精神风骨。

孙泽夫之子孙少夫接受采访

胶东子弟，南下办报

孙泽夫，1918年10月生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四平村。少年时随家人移居大连，目睹身受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凌辱和压迫。1936年因就业无门回故乡谋生。抗日战争全国爆发后，他担任本村抗日自卫团指导员，参加抗日游击队。1939年6月脱产参加革命，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北海日报》到胶东《大众报》、从《胶东日报》再到《福建日报》，大半辈子都在办报。1952年调福建，任《福建日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后兼任福建省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88年离休。

孙泽夫的妻子刘明，山东蓬莱人，1952年与他一起调往《福建日报》，担任人事科长，1960年后任编委，分管群工部，是创刊以来第一位女编委。

1952年孙泽夫刚到福建日报时，报社创刊不过三年，业务干部总共八九十人。大部分是南下服务团的青年学生，加上当地的进步新闻工作者。1959年他担任总编辑后，从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学院等高校选调了五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到“文革”以前，报社的业务干部增加到一百九十人，翻了一番。

孙少夫说，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特别爱看书看报。“他每天必须要看报，每天必须要看新闻。到老了，因为白内障要去摘除，一检查就是七年，最后心衰肾衰走了。如果不是为了学习，他不必去做这个手术。”

严管厚爱，保护干部

孙泽夫对工作要求很严。原《福建日报》记者黄岑回忆，他当夜班编辑时，孙泽夫要求他晚9点前上班，到第二天凌晨报纸铸版开印后再回去。每天的主要新闻标题要标三四个到七八个，供孙泽夫选择，大样印出后一定要送给他过目。有时孙泽夫白天晚上连轴转，到夜深时倒在木板床上鼾声大作，他要黄岑拧他鼻子、揪他头发，让他醒来看完大样后，才准付印。孙泽夫有句名言：“传达中央和省委的精神不过夜”。据黄岑所知，《福建日报》从未发生过延误刊发中央重点新闻和重要言论的现象。

在办报业务上，孙泽夫提出“吃透两头”。原《福建日报》记者廖无我1950年从山东南下到《福建日报》，他回忆说，在办报工作中最难忘的，就是老孙要求学好党的方针政策、领会中央和省委精神，又要明了下面的实际情况。报社长期坚持每周半天的政策传达课，重大方针政策连夜传达。一位后来在中央部门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同志，回忆1955年他在龙岩记者站工作时，一次回报社参加记者会，大家都汇报了情况，只有他因为对实际情况掌握不多而没有汇报，当场受到孙泽夫的批评。三十年后回忆往事，他觉得那次批评使他受益匪浅。孙泽夫批评人不讲情面，常在大会上公开点名，对中层干部的过失批评尤为严厉。但报社同仁皆知，他的批评对事不对人，事后从不计较，仍如往常一样与大家打扑克、话家常。因此，大家对他是敬畏却又不生分。

孙泽夫深知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与政治运动之别。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既在日常工作中严格要求干部，又在政治运动中严格掌握政策、尽力保护干部。20世纪50年代初的审干工作中，他与编委一同严格把握政策界限，防止了可能发生的失误。在反右派斗争中，省直新闻单位曾有一个对比：一个二十几人的小单位划了五个右派，而福建日报社只划了四个，其中一人还是上面指名要求的。孙少夫说：“报社文人成堆，成分很高，右派却是最少的。”这几个后来均被证明是错划的，孙泽夫在病中一再为此道歉。

“鸣放”期间，孙泽夫主持的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尖锐。散会后，他独自坐在会议室里抽泣起来。但研究划定右派时，他却异常冷静：“错误的思想要批评教育，但不能随便扣帽子。这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生命的事。”一位资深记者回忆，1957年他在福建医学院被学生推上讲台，情急之下说出“支持你们正确的行动”。回报社后他写纸条认错。孙泽夫严肃批评了他，但考虑到反右已经开始，若公开此事他可能无法过关，便未深究，继续让他从事反右报道，以此保护了他。

“文革”中，孙泽夫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即便身处逆境，他仍关心其他受诬陷的同志。“清队”时，一位中层干部被怀疑为“漏网地主”，被迫违心承认。专案组数次向孙泽夫查证，他都依据确凿材料证明此人清白，避免了一起错案。

孙少夫还讲了一个细节：报社一位总编在“文革”中斗孙泽夫斗得很厉害。后来孙泽夫恢复工作，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人事，却不计前嫌。“只要你会工作，对人民有贡献，他不会因为一两句话把人废了。他能理解别人斗他也是不得已，不斗就是保皇派。”

孙泽夫大胆提拔使用青年知识分子。1952年以后，报社内部逐步形成以组为单位的行政体制，从老区来的业务骨干陆续调离，急需补充中层骨干。他与原福建日报总编辑何若人商量，采用设秘书的办法，给每个组配一位秘书，一下子提了十多位，好几位还不是党员。消息传出去，有人说“《福建日报》是靠娃娃办报”，孙泽夫回应：“如果当时不靠这些‘娃娃’，不给他们压担子，办报的骨干是不可能迅速成长起来的。”这批人后来都成了各部的主任或副主任。

他注重人尽其才，1962年让擅长理论宣传的陆志斌担任理论部主任，报纸评论工作明显改进；资深编辑徐千里擅长制作标题，遇到重要突发新闻，孙泽夫常找他一起推敲标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爱惜人才出以公心。一位青年采编人员，“文革”中成了批判“走资派”的“造反派”，运动结束后有人主张冷处理。1990年，孙泽夫向省委建议：查一下，如果“文革”中没什么问题，这个人可以用。经他推荐，这位青年被提升为副总编辑。

孙泽夫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根植于他对办报规律的深刻认识。他在《办报要坚定地依靠知识分子》一文中写道：“报纸内容十分广泛……办报离不开知识分子。”“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我们对报社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感到知识分子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是勤奋工作，很有作为的。”

关爱生活，全党办报

原《福建日报》记者马非1964年从闽南记者站调到闽西记者站之前，孙泽夫找他谈话，谈完工作后问了一句：“你还有什么困难？”马非后来写道：“这好像是体现《福建日报》第一代领导同志爱护干部经常使用的一句问话。”

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孙泽夫带头不搞特殊化，也要求编委成员同样遵守。他积极寻求改善职工生活的途径，在闽侯荆溪办起农场，增加副食品供应。针对夜班编辑工作强度大、副食品短缺的问题，他多次向省委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当时报社有一位老摄影记者，用农场分给的半只鸡换了两包劣质香烟。孙泽夫自己有吸烟的历史，深知香烟对夜班编辑的重要，便专门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一批烟票，分发给有需要的同志。此后，报社的夜餐质量逐步提升，在省直机关中名列前茅。

1959年冬，廖无我、李彬夫妻俩都在南平采访，两岁半的儿子出麻疹住院三个月，又并发了病毒性肺炎。孙泽夫立即找报社医疗室医师章卿商量，让她大年初一一早到省立医院取血清，搭火车赶到南平，并以报社名义请求南平医院全力抢救孩子。孩子后来转危为安，这个叫廖赤虹的孩子后来留学日本，成了工科博士。报社农业部女编辑何希兰过了预产期还在上班。孙泽夫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天上午来到她办公桌前说：“听说你预产期已过了三天，早该移交工作去休息了。你老坐着，对分娩不利。建议你上午就到西湖公园去散步。”听从他的嘱咐，她那天下午就安全生下一个女孩。

孙泽夫在病重期间，对来探望的报社同志说过：“我在报社那么多年，要说哪一项工作最值得怀念的话，那就是全党办报了。”1958年6月22日，中共福建省委原第一书记叶飞提出，要使报纸适应新的形势，一要抓政治气候，二要依靠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孙泽夫派人到各地、县调查研究，同时向省外兄弟报社学习。经请示省委批准，决定在全省地、市、县、社普遍建立由党委书记挂帅的报道组。孙泽夫说：“指导运动靠党报，办好党报靠全党。”根据他的建议，全省共建立报道组730多个。叶飞后来将其总结为“野战军”（报社记者）、“地方武装”（报道组）和“民兵”（通讯员）的“三结合”。翁其华说，有了这个“三结合”，报社编辑部的眼界打开了，消息也灵通了。地处边远山区的寿宁县，过去很少上省报，报道组建立后变成了报道先进县。原先很少见报的周宁、建宁、大田等十多个山区县，新闻报道面貌也明显改观。

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派出学习组来报社考察，撰写了《创造性地贯彻全党办报方针》一文。1960年，《新闻战线》刊登了孙泽夫的专文《全党办报的新阶段》。孙泽夫把成绩归结为三个“分不开”：与当时形势发展分不开，与党的领导和书记挂帅分不开，与报社搞好内部通联等工作分不开。翁其华说，全党办报取得的成绩，也是同老孙抓得紧分不开的。

信仰如磐，风范长存

孙泽夫一生坚守党性，即便在“文革”中遭受冲击、被下放劳动改造，也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念。孙少夫回忆：“他是福建第一批倒下的，最后一批解放的。叶飞都倒了，他怎么能不倒？但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始终相信共产党。”

1969年，孙泽夫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孙少夫描述了那段艰难岁月：“一家人从中午坐船走到晚上七点才到目的地，无人接待。全部家当只有被褥和几箱书，工资只发生活费。夜里河水涨潮，老老小小拼命拉书箱，险些被淹。一家人住进农村阁楼，一住就是几年。”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孙泽夫才恢复工作，被分配到厦门集美一所大学任第三把手（相比原职务实为贬职）。孙少夫本人因“文革”学业中断，后回农村种田多年。他说：“好好的一个家搞成这个样子，我能不恨？但是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父母都能理解，作为子女，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孙少夫感慨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又靠边了，但他没有一句怨言。”正是父辈的这种精神，让第二代人对社会没有积怨。“父亲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子女也就释然了。虽然我们比普通百姓更苦，被监督劳动改造，但我们选择理解与传承。”

孙少夫说，父亲对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父母亲是很干净的人。我是干公安的，一生中没有收受过任何东西。父亲晚上加班，食堂送的点心跟工人吃的是一模一样。他从来没有替我们子女说过情，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在《福建日报》工作。”他回忆小时候的生活：“我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老大穿旧了老二穿，老二穿了我穿。但父亲从不觉得苦，他觉得比过去强多了。”

谈到父亲的性格，孙少夫说：“他除了工作，没有什么习惯。小时候我们很少在一起，他带我去西湖，我累了叫他抱，他听不懂福州话。他开会把我带到省委，开完会自己走了，把我忘在车上，还是别人把我带回家。他就是个工作狂。”

孙少夫总结父亲：“他对自己的信仰，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牢骚、对社会不满。他始终按照共产党员的要求严于律己。他没给山东人丢脸，我也没给他丢脸。”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孙泽夫用一生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与担当。在《福建日报》的发展史上，在那些被他保护过的知识分子心中，在老报人代代相传的记忆里，他的名字始终与“正气”、“爱才”、“忠诚”紧紧连在一起。这，便是一个老报人留给时代最好的纪念。

采写/仇泽瑞 司璟莼

指导老师/王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