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北上南下”的山东新闻干部中，章欣潮有何特别之处？他儿子章新新说，“他在《大众日报》社可能是唯一从香港来的新闻记者，也是唯一北上办报、后来又南下到香港办报的，这是《大众日报》‘北上南下’上千人当中唯一的，这是他的特殊性。”
为了了解章欣潮的新闻生涯和贡献，10月16日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咏梅教授、林小木讲师、硕士生仇泽睿赴北京中国新闻社，采访了章欣潮的第四子沈阳和幼子章新新。通过他们的讲述，这位爱国、求实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图为沈阳先生接受采访林小木摄
半工半读自成才，一腔热血声援抗战
章欣潮本名张世田，1907年出生于广东大埔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1897年，他父亲张锡玉经其叔叔、号称“南洋首富”的张弼士先生推荐，赴上海“中国通商银行”供职。1911年张锡玉意外过世，年仅四岁的章欣潮初识家族冷漠。几年后，生活所迫，不得已随母亲离开家乡，前往广州谋生。
“客家人好像有这么一个传统，男孩子一定要上学读书”，沈阳说。初到广州的母子二人生活拮据，他母亲通过给有钱人家做杂活供章欣潮在广州继续读书。沈阳说：“过了三、四年，我奶奶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她那点微薄的收入吃饭都成问题，已无力再供父亲上学。奶奶无奈地对父亲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今后你只能自谋生路了。’就这样，我父亲于1922年初独自前往香港。”
1930年代摄于香港，中间侧身者为章欣潮（右七）
这时，章欣潮仍没有放弃求学之心。为了挣学费，走上了勤工俭学之路。“他找工作做，不是刷盘子，不是打扫卫生。他找新闻出版单位，他认为自己在这些地方工作可以学习知识，哪怕是打杂、端茶倒水都行”，沈阳说。从杂工做起的章欣潮，先是尝试校对工作，后来又担任实习编辑，靠着自己挣的工钱作为学费，1929年，他最终毕业于香港尖沙咀亚历山大英文书院。
章欣潮虽在身在香港求学，但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让章欣潮倍感愤慨。沈阳说：“当时对他触动的就是中国不抵抗，张学良几十万人都不阻挡，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短短时间就把大半个东北都给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蒋介石将第十九路军调回闽赣地区。随后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前线调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福建事变爆发。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提出“联共反蒋”的方针。“父亲听到第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这个消息，他自己就跑到福建想参加福建事变去了”，沈阳说。
1930年代摄于香港，左二为章欣潮
但事态的发展却并不顺利。1933年底，泉州、漳州失守，福建事变很快失败。倍感失望的章欣潮却又不甘心就此返回香港，“他想再去福建龙岩苏区找共产党，但是福建事变以后，道路戒严，根本不通。等了一段时间，最后没钱也没粮，只得返回香港”。“截至到1937年10月，他先后在《华侨日报》、《中华日报》、香港《大众日报》及新亚通讯社等处工作过。”
在工作期间，章欣潮曾到李济深、蔡廷锴主办的中华新闻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1936年，他参加了由蔡廷锴、叶挺等人发起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1937年，章欣潮前往广州担任香港《大众日报》派驻广东的特派记者，“他到广州不久，遇到了香港九龙各界抗日战地服务团。经与服务团有关人员交流，并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决定随团北上抗日。随即，他给李章达（香港《大众日报》社长）写了封辞职信，把工作辞了”，沈阳解释了父亲北上的原因。
《大众日报》当记者，经受血与火锤炼
战地服务团从武汉一直到南京，在南京被国民党当局拦截，要求战地服务团解散。后几经辗转，章欣潮来到河南登封工作。一同开展工作的还有日后曾任吉林市委书记的辛程同志。1938年6月，章欣潮经辛程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组织批准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初期在抗大总校参加学习，后被调到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先后从事训练部教育干事和秘书工作。”沈阳说。1940年3月，章欣潮被派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编辑、特派记者和编委，直至1942年底。
在《大众日报》工作期间，章欣潮曾见证了民主政权司法工作的进步。1942年5月，临沭蛟龙区东窝子村小学教员李兆全在村西头被人枪杀，当场殒命。他作为《大众日报》记者旁听了该案审理，并在《大众日报》上发表题为《省战工会高级审判处开庭公审杀人犯》的报道，详细记述了本案详情及审理经过和结果。整个审理过程，山东省战工会高级审判处处长张伯秋作为主审官，用认真、和蔼、耐心的态度，对每一个受审者作详细的审问。文中写道：“犯人同样也真心的吐露了要向法官申诉的事情，有一位犯人说：‘在羁押后没有受冤屈，待遇也很好，比在家里还要吃得好……’当时两旁听众闻言，均面露微笑，默默点头称赞。”《大众日报》同时刊发了张伯秋撰写的《民主政权的司法精神》，认为，新的司法工作“具体实行山东保障人权条例和改进司法纲要，这才真是民主政权的司法精神。”
章新潮的报道，发表于1942年9月13日的《大众日报》
谈及《大众日报》的工作经历对父亲的影响，章新新说，“第一个就是大青山突围，经受办党报必经的血与火的锤炼”。大青山突围战是八路军抗大一分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及八路军一一五师等部共5000余人，为突破日军“铁壁合围”而进行的突围行动，此役八路军以牺牲近千人的代价突破封锁。《大众日报》有18位烈士长眠在了大青山。抗战期间，《大众日报》牺牲的烈士有223位。“在《大众日报》工作给他最大的教育，就是党报是‘战斗队’的教育”。
“第二件事情，是他参加了1942年减租减息运动”，章新新说。《大众日报》社曾派出记者分别随减租减息工作团驻点，章欣潮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驻扎在鲁中区。他们首先是工作团员，同时又是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开展通讯工作，组织写稿，在实践中获得答案，增强对党的新闻理论的认识。章新新说，“什么是党报？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叫‘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什么叫‘谁不要群众谁就会失败’？我觉得这（减租减息运动）对他的影响很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群众路线’这四个字，都深深扎根到了他的心里。”
“第三件事情，是《大众日报》不像一般的报纸，它是一个文化机构工作体系”，章新新介绍道，“有出版社、书店、印刷厂，还有规模不小的邮局，甚至连印油厂、制衣厂都有。它是一个很大的上千人的文化单位。”“我觉得这对他的影响也比较大，他见识过香港的资本家怎么办报，但共产党人这么办宣传做文化，我估计他也是第一次见到。”1942年底，党组织将章欣潮从山东调回延安，参加审干和整风运动。章欣潮虽离开了《大众日报》，但“实际上，沂蒙山的党与人民‘生死与共’的精神培育，山东《大众日报》‘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的精神滋养，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北上办报和南下香港的人生轨迹，也完成了他从旧报人到党报人的根本转变。”
北上长春办新报，四进四出任总编
1945年3月，章欣潮在延安被编入南下干部队，跟随359旅部队南下。刚到洛阳附近，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南下干部队接到党中央电令转程赶赴东北。同年10月，经沈阳到达长春。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下，他带领报社同仁创办了中共长春市委机关报《长春新报》，担任总编辑。《长春新报》的办报史，非常坎坷，创刊才一个月，根据中苏协议，苏联驻长春红军司令部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长春机构撤出，《长春新报》被迫第一次停刊。1946年2月，《长春新报》再次返回长春办报，但不到两个月再次停刊。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后，《长春新报》第二次复刊。由于东北局宣传部决定《长春新报》合并到《东北日报》，《长春新报》第三次停刊，直到1948年10月17日，人民解放军再次解放长春，《长春新报》才第三次复刊。
图为在长春工作的章欣潮
“在《长春新报》，他实际上是‘四进四出’，四次在《长春新报》任职”，章新新说。《长春新报》创刊初期，报社工作人员只有8个人，他们一人兼数职，既当记者又当编辑，既是抄报员又是校对员，同时还要上街卖报。在国民党统治长春期间，斗争极其尖锐，环境十分险恶。报社门前经常有国民党特务盯梢，深夜往报社打黑枪。章欣潮不畏惧、不动摇，坚定不移地领导大家坚持出报。后来章欣潮又在《吉林日报》、吉林《人民日报》及《辽东大众》等报社工作，沈阳感慨说：“（他在）东北8年去了这么多报社，我觉得他像救火队长，其实在每个报社工作的时间都不长，就是哪儿缺人、哪里办报困难就把他调去了。但是每个地方不是任总编就是社长，这说明组织对他工作的认可。”在这8年中，也是他在4家党报创办、建设中，探索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战争走向和平环境办党报的实践过程，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
章欣潮赴丹东办《辽东大众》报时，爱人因怀孕行动不便暂留沈阳。孩子出生后，一直没有取名，当时领取补给物资需要在表格上填写姓名，一位东北局后勤部门的同志便依据其出生地沈阳以及他母亲的“沈”姓，为他取名为“沈阳”。“等到了丹东跟我父亲一说，我父亲（对母亲）说：‘你姓沈，孩子有一个姓沈，挺好，不改了。’所以我姓沈”，沈阳笑着说。
图为章欣潮夫妇，1947年摄于长春
重返香港做外宣，“三个结合”显特点
1952年10月1日，中国新闻社在北京成立。早在一年前，时任中侨委副主任的廖承志已经开始为筹建中新社调集人才。章新新说，“1951年10月3号，廖公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提出拟调辽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章欣潮等干部到国新社（国际新闻社）去工作。”国新社即为中新社的前身。1953年，章欣潮调往中国新闻社，1954年2月到香港，开始筹建中国新闻社在香港的派出机构，出任中国新闻社代销处的负责人。1956年11月，香港中国通讯社成立，他担任香港中国通讯社社长。“1953年调到中国新闻社，他从事外宣工作到1966年，大概13年。其中，在香港工作，前后有7年。”
图为廖承志为中新社题词：“中新社是我国新闻战线的奇兵”
章新新总结父亲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首先要打破美西方对新中国的信息封锁，说白了就是让海外的、港澳的华文报刊可以刊载中国新闻社的消息”；“第二个，就是开辟专稿的路径，向港澳海外华文报纸、侨报供稿”。当时，海外华文报纸和港澳报纸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政治立场比较摇摆的“中间报纸”，它们对共产党和新中国还抱有很大的疑虑。“他们不能登新华社的消息，那就面孔太红了；有的时候，也不愿意登中新社的消息。中国新闻社自它成立之日起就成立了一个部门，叫专稿部。就是找了一帮老报人，专门给海外的华文报纸写专稿，专稿专供，一报一稿，还安排何香凝、费孝通、张恨水、周作人、溥仪写专稿，稿件很受欢迎。”章新新说，“他办的第三件事情，是经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以香港为基地建立了一套文化工作体系，有香港中国通讯社、采风社，还有多家通讯社，办杂志，办报纸，办书店，办电影公司，办唱片公司，多种经营，辐射东南亚，做到了廖公说的‘站得住、站得稳’，打开了工作局面，广泛联系左中右各界人士，团结了一批香港海外文化界人士。他也完成了从对内宣传到对外宣传的转型，成为新中国侨务外宣工作的第一代开拓者，事实上也是新中国海外侨务工作的第一代开拓者。”
图为在香港工作的章欣潮
1959年1月26日，中新社召开分社长会议，在长期调研分析海外和港澳报刊的基础之上，章欣潮做了长篇报告，提出贯彻爱国主义方针，应该考虑到海外和港澳报刊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他们的特点。他提出了供稿要“三个结合”，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适应与给予结合，报道重点与报道多样化相结合。他认为，对“中间报纸”，应适应其长期生存的要求，允许“中间报纸”保持它原来的面貌、原来的特点、原来的风格，使其能够保持与原来的华侨、中间阶层读者的联系，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报制宜”，强调“爱国大团结，降低政治调子，突出发稿针对性”，解疑释惑，按新闻规律办事情。章新新说，“这一系列方针的提出和贯彻落实，对中国新闻社港澳工作来说，贡献很大，开拓了新局面。”这也是他对“中新风格”的早期探索。“什么叫‘中新风格’？我们用简单的话讲，就是‘官话民说，硬话软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的中国新闻社报道风格。应该说，我父亲在香港、在中新社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大众日报》‘谁不要群众谁就会失败’理念在外宣工作中的生动实践。”
图为章新新先生接受采访林小木摄
回顾父亲的一生，章新新说：“支撑他一生的理念，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党与人民‘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他进一步补充说，“他是一个具有浓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人，支撑他从香港走到延安，最后再回到香港的，就是爱国这种深沉的感情，和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情怀。”章新新子承父业，也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后来还担任了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社长。谈及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他说：“章欣潮去世已经五十多年了，他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另一个就是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采访临近结束时，他感慨道，“找到真实的东西，坚持新闻真实性，按新闻规律办事，这仍然是新闻工作最根本的、最要命的一条守则。而假的东西、不真实的东西，不按新闻规律办事，都会是遮蔽人们认识真实的中国、可感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的障碍啊！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一生坚守的理念，至今熠熠生辉，烛照后人！”
文/仇泽睿 王咏梅
图/林小木
审核/王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