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一些研究以及我做研究的一些思路。其实今天讲的东西差不多是我在上个学期，就是2017年春季学期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石老师（音）合作开的一门课，叫做媒介与社会变迁，我讲的这个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我希望在40分钟左右讲完，跟大家再交流一下。
媒介或者说媒介技术，它究竟和社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我们今天讨论一下。我稍微解释一下我的背景，我的硕士和本科都是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读的，人类学是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导向的，它对社会理论会有非常强的关注，后面我读博士的时候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世界大学排名里面阿姆斯特丹2014年第一次排的时候是排在全球第八、欧洲第二，2017年排的时候是全球第二、欧洲第一。阿姆斯特丹大学里面有三块东西，一个是做传播学的，另外一个是做媒介研究系的，它还有一块做文化研究系列的，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三个大的系列里面它都有，所以它的排名会比较高，就是因为它人多，成果也多。这方面它比全球排名第一的加州大学，实际上从学术层面它要强很多。我讲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希望在这个角度上，我希望能够结合我以前做的两大导向，能够希望从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两边一起，看看能不能融合起来去研究我们当下人的进化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人的进化形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然后还有没有别的，我们都可以来探讨。
我在这里引入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更多会把互联网与数字化媒介作为核心去讲。但是实际上技术或者媒介技术与社会的这种互动其实在历史上很大程度来说它是有结构意义上的内容性的，作为新技术媒介的纸媒和新技术媒介的电视时代，它面临的状况其实跟我们的数字化技术是一样的，回头如果有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两块讲一下。
我们讲技术的时候，媒介技术与社会，一般来说有两个比较大的观点，大家从小学开始学就开始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后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的力量，然后是三次工业革命，如果现在算上第四次的话，就是工业革命推动了整个人类的进展，这个就是典型的技术理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比如说很简单的一点，在数字媒介的应用上，我们会发现数字媒介在欧洲的使用、在美国的使用和在中国的使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发挥的效用、介入的产业以及它对社会推动的层面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究竟什么东西形成了这个差别，我认为主要就是社会性的要素，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因素。
技术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技术的增长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探讨的。其实技术是一直有一种乌托邦的幻想的，我们总是认为新锐的技术，尤其是新锐的媒介技术能够有颠覆性的力量，能够刺穿原来的社会机制的藩篱，能够让以前的机制在部分失效的同时，用来推动这个社会发展。这是周永明老师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它讲的是差不多100年前电报传入中国的时候，一八八几年电报传入中国和一九九几年互联网传入中国的时候，外界对于这两种技术的期待几乎是一样的，认为这两种技术这么新锐的技术能带来信息极大的分享、飞速的共享，从而能够冲破原有的政治格局的那种束缚，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这种想象和期盼，对这种信息技术和社会整合的阶段性以及不同的政治情景所抵消了。如果我们早点去看的话，印刷术、电报、电话、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社交媒体，每一波变革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期盼新的变革会产生，但是往往就会发现这种变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这种媒介技术和社会机制或者和整体的社会运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驯化还是不断地推动它变革、还是在中间波动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关于互联网研究，这种最浪漫主义的关于技术深层的想象，某种程度来说《数字化生存》是最重要的一本，这里面讲了电子这个东西怎么样去代替了以前的社会运作的DNA，这里面它提到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四大领域数字化生成的特质，潜力的分散、全球化、追求和谐、富强。我们想想这些东西究竟实现了没有，虽然我们有微信了、我们有微博了，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能拥有和其他等同的媒介潜力？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下这个潜力是激进的，是怎么样形成的？然后我们每个人用手机的时候，我们和其他人的媒介潜力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都可以去探讨的。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我们就发现，所有的四大产业在当下来看其实完全没有实现，它期盼的这四个领域数字化生成对人的解放、对社会的推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被社会抵消化（音）了。
我举个例子，关于互联网如何和公共性发生联系，互联网每个人都能上，每个人都能发表，成本也非常低，在这种角度来说，它是不是会实现哈贝马斯意义上公共流的概念，就是大家通过理性的沟通，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达成共识，然后通过这种共识的达成建立起有效沟通的相对和谐化的关系，然后各种各样的纷争都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去实现。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时候有大概两帮人在网上吵了十年，一派是反对派为主的，他就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它成为一种虚拟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哈贝马斯在很早就提出来了。他们认为网络是一种非理性行为的集合，哪怕大家有一定程度上的理性的沟通，它都会被传播资本所操控，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从来就不是一个公共领域，你要实现这个公共领域的话就不能在这里面寻找，它里面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用法国的社会哲学家、巴黎学派的领军人物布鲁洛·拉图（音），拉图这个人提到一个理念，在网上的时候大家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通过网上的或者现实生活的互动构成了这样一种集合，比如说我们总觉得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比如说NGO，它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导向的。我们会发现这种所谓的有固定价值观、固定导向的NGO，他们面对不同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导向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是没有固定的、一定的东西，而是随着事件的变化，不同的人群会在网上不同地合形成不同的观点，而另外一件事情上可能就会呈现截然相反的状况，这种在我们中国也是成立的，就是这里面他没有固定的人群、观点都是浮动的，而这个时候就更像是一个观念的民族市场。但是他这个报告很快就破产了，我们发现在web2.0时代、web3.0时代，我们个人开了各种各样的腾讯公众号号或者微博号，我们自己发布一些东西，通过某些媒体达到对某些事物更广泛化的关注和理性的讨论，后来发现没有的。这个叫做信息解防，这个是叫回音壁，就像我们国内大家经常说的左派和右派在网上的死命掐，没有办法达到共识。在美国难道不是吗？信息的进一步开放不但没有促成社会的共识的形成，而是极度地分化了我们社会已经有的各种各样的裂痕。这个东西究竟是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还是促进社会的分化，这个东西是要好好讨论的。川普的这一次胜利，很大程度上给这一块和这一块做了非常强大的注脚，而前面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被认为是幻想。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和王老师做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关系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网络化的信息社会，卡斯特（音）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社会学家，他在描绘一种美好的社会的时候总会讲这个东西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用卡斯特自己的理论推导，即使我们用着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站，一个网站和一个网站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关联，也有可能一个网站和一个网站之间有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而且是非常大的区别的状况，甚至有的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比如说在中国去年快手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才发现还有这么多人玩这个东西，就是这种结点中心主义，你以为你玩的事件就是中心，其实不是的。
大数据也是一样的，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商业机构慢慢地都在谈大数据机遇，但是后面的人提到的观点就是传感器社会，传感器社会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当下的大数据传播下，你带的任何电子产品都是一种传感器，它都会成为搜集带有你个人特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商业公司、政府等等其他机构控制你的工具，比如你汽车上装着GPS，你去了哪里都非常清楚，比如你的苹果手机上可以查到你去到的任何一个地方。奥巴马怎么样为自己辩护，说我们搜集的是原数据，就是数据机构，我们不对个人信息对于搜集，所以不侵犯隐私，但是关键是要在这个数据库基础上知道你的隐私是轻而易举，我根本不需要你的姓名、你住在哪里，我只要定位一下，很简单，分析一下你打字特有的特征，每个人打字是不一样的，我只要知道你怎么打字的，可以在亿万人之中把你找出来，我就知道你做了什么东西。这种风险在于传感器社会和控制这些平台的资本机构结合，很有可能他就可以全面控制一样东西，个人在这里面是无处躲藏的。那么这个东西它究竟是在什么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还是帮助这种机构、机制和其他东西控制个人，这个是需要讨论的。
今年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杂志上就去探讨平台社会，各种各样的平台，比如说阿里，阿里的淘宝和天猫以及支付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结构化了我们的购物行为，在更广的方向上它结构了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然后结构了整个产业形态，至少一大半的物流企业都和阿里的命运攸关。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平台被社会的重新结构化所导致的新的形态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我们如何从理论和社会意义上把握它，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研究，我们全球大概收到了100多篇论文的摘要，明年大概4月1号我们会在香港的浸会大学开个会。每个人做的方向不一样，我研究的是购物，现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各种平台上去购物，怎么去接受这种平台给我们的购物信息，它在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是不是觉得可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种状况是不是只有信息技术的时代才存在？其实不是的。我们去看纸媒，这里面有三本比较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讲纸媒的作用的。第一本书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第二本是《民族与民族主义》，第三本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其实就是要探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都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概念大概起源于17世纪，然后成形于19世纪，在18、19世纪这两个时候的欧洲慢慢地建立了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这种概念。然后他就讲这个东西怎么起来的，然后什么东西帮助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在这里面他非常非常重要地提到了一点，就是纸媒，就是语言统一状况下的文字的阅读，包括小说、报纸，包括各种各样其他的文本，激发起我们对同属一个地方的人群的想象，认为我们和这个抽象的、广义的定义上的人群的东西有一种神秘的、跨时空的情感的关联，这里面纸媒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非常重要。《民族和民族主义》和它的方向不一样，这个里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结合了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是英国新左派的，他们那一帮人都是英国新左派的，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跟我是同行，他就是探讨纸媒如何在民族形态的过程里面帮助人们形成共同文化的认知，他认为民族这个东西就是基于大家对共同文化的认知建立起来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者哈贝马斯，哈贝马斯仍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或者说是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它这里面讲在18世纪，尤其是在德国的西部和英国这些地方，人们通过类似于咖啡馆、酒馆的这些地方，然后通过咖啡馆和酒馆发行的业余的东西以及社会上发行的纸媒，慢慢地通过漫长的互动和沟通，去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属于这个地方，我们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认为达成这种共识的这套机制是在公共空间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的沟通，这个理性的沟通既包括人际的、语言的，也包括纸媒的。他说长远的情况下来看，非常长的时段内，它实现了人们之间共同的共识，使得大家对德意志民族、对大英帝国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跟这个东西相关。
但是大众媒体是不是就是一直是这个建构性的作用、整合性的作用，促进这个社会能够以更加整合的状况出现？马上人家就开始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马库塞写的《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里面他就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潜力对整个社会的潜入和控制是无处不在，大众传媒，书、电影、报纸，还有其他的广义传媒和文艺活动，包括歌舞，统统都成了帮助资产和资本控制整个社会的重要的工具之一。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个东西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正是因为各种各样技术的发展，生产型的技术、媒介的技术，能够使得资本具有这么强大的控制性力量，所以他在这里面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生产状态下，在这种生产关系内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越是发展得好，越是对广大的人类没有帮助，是一种非常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马库塞虽然是所谓的二代，某种意义上他是法兰克福派的领军人物，他很快就跑到美国去了。《启蒙辩证法》的两个作者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留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启蒙辩证法》里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思路略有不同，但是整体上是一样的，它认为文化工业在这里面起的作用就是大众操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头四章就讲了早期的纸媒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沟通领域，做了怎么样的成果，它后面讲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之后，大众传媒出现之后，它如何帮助大家在控制。它唯一抱的希望幻想是什么呢，希望在独立国家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扭转这个状况。后面它做了两次重大的扩展，在这个基础上他重新写了一个更为有名的理论，叫做沟通理性。在这里面关于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刚才已经讲了。然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意这一点，他对马克思说哪怕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但是它仍然在推动这个社会，能够提供这个社会发展必须需要的技术。但是后来他又发现，光有技术是不行的，大概1960年代以后，西方左派结合了苏联革命的经历以及中国革命的经历提出要进行意识和文化的革命，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就要建立和推动他所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就是沟通理性，剔除了功进理性的，有着一种纯粹理性的沟通理性，然后才能够使得我们良好的社会实现和到来，这是他的一些讲法。时间关系，这些东西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些东西都在，中文版译得也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
电视其实也是，理解媒介，麦克卢汉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看麦克卢汉对电视的推崇，很多人其实没有看出麦克卢汉在做电视的推崇的时候他背后用的理论是什么，其实我也是后面才看出来的，他用的就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那种方式，就是形式比内容更加重要的，对整个社会应行应做产生影响，所以他会讲每一种技术的东西的发展，比如说轮子、马车、电视，这种形式它比内容更重要地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内容跟形式其实是两种媒介。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对电视的推崇很明显的。很多人会认为麦克卢汉本身是一个技术论的，媒介技术精英论。
还有丹尼尔和卡茨写的《媒介事件》，电视对于社会重大事件的直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比如说对三种社会重大事件的直播，比如说打球比赛、比如说英国女王加冕仪式、人类登月球的这种重大的状态，能够促进这个社会的整合。当然这个东西说实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
然后紧着批评就来了，乔姆斯基、赫尔曼这两个西方左派的大佬，他们就说电视和纸媒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一系列东西所操控，它被资本的股权所操控、被节目制造的逻辑所操控，使得大家忽略掉那些左派的、社会主义的、对社会有良好发展的东西和新闻，基本就会被忽略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体是资产服务、资本服务的一个工具。《娱乐至死》肯定大家更加知道，它的结论就是生产电视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你变成电视机面前的沙发上的土豆。其实不单电视机，我们现在用的手机、电脑也是让我们变成电脑椅上的一个土豆。究竟它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技术能够推动人的发展、推动人的解放、推动这个社会的进展，这个东西起码是可以值得讨论的。
在发展的早期，媒介技术的新锐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穿透原有的社会机制的束缚，然后推动社会的变革。这个变革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媒介技术渐渐与社会机制进行整合，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比如说支付宝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支付，到现在它和银行和一系列的操作，它的整合程度之深，但是它在某种程度来说存在着新的产业上的结构。中后期，媒介技术部分复制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社会底层控制机制，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国内就尤其是，当然这个就不能展开讲了。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跟社会机制这种东西我们怎么去看，关于最新的媒介进展、媒介理论，其实是有两个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派系的，一个是Mediation这一理论，主要是英国的派系家，其中领军人物就是罗格·史帝夫（音），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讲这个东西，他是怎么讲的呢，中介化要求我们去理解传播的各种过程是如何改变支持这些传播过程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个体和机构的参与者与这些环境之间、以及这些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要求我们把社会本身也当作一种中介者来看，然后去探讨这些机制和技术，以及通过这种机制和技术传递的意义，然后所有这种东西如何在接受和消费的社会过程中被媒介所中介。但是你看这几句话，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很有启发。我们现在来看是不是觉得它缺了一些东西，难道我们对媒介发生关系的过程和状况仅仅是这样吗？不见得。这个意义来说媒介实践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把这个媒介放宽的话，我们讲课就是一个媒介实践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不是就是单纯的这样一种关系？不见得，我们至少还是有差异的，这是最起码的一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新的一种制度，大概2011、2012年以后，大家对茉莉花革命失望以后，茉莉花当时革命以后，乐观主义者欣喜若狂，2013年迅速就失望了，社会迅速回到原来的混乱状况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和媒介技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介入了社会变革，这是需要讨论的，就是说媒介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它能够导出什么样的东西和状况，这是要一个个状况去研究、去看的。无论是电报也好、互联网技术也好，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推动中国发展的面貌，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可共性现在做得比较多、比较好的，它有一系列的东西在做的，比如方法论上来说它既包括微观化、个案研究和民族志研究，做得最好的是伦敦大学的教授，他其实做得非常好，已经出了将近30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把与中国有关的书找来看看。他就是对以前的一种方法论上的修正，就是媒介和技术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与社会发生关联，这里强调技术与社会机制、社会运作和社会实践的具体操作结合，不再强调各种理论假定。以前我们做这种东西理论假定特别多的，但是想要做成比较扎实的理论，这种理论假定毫无疑问是不能再持有的。
最近大概几十年，媒介理论一直没有重大的进展，最近的两次进展，一个是Media practice，一个是（英文），另外一个是媒介实践，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媒介理论的话，经过早期的关于实践的概念理解，它仍然是非常强大、非常有帮助的一套理论体系。除了定性的、民族志的理论以外，大家还会交叉使用，最典型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数据统计和大数据的方法去验证或者是证实原来人文科学里面的一些重大理论，然后做得好的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把原来的基础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里面一些重要的概念推动向前发展。目前来说，第二种研究相对偏少，第一种研究比较多，但是尽管第一种研究看起来层次很低，但是仍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比如说2013年的关于中国的审查制度怎么删减，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署的李建民（音）老师的结论，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东西重新证实了一下。就是这样的研究，仍然获得了非常大的认可，Garriteam（音）因此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我们都认为凭这一篇文章他很有可能成为哈佛大学新的在这个领域角度的教授，然后他的两个学生，一个中国学生和一个美国学生，都因为这篇文章找到了特别好的工作，那个中国姑娘现在在斯坦福工作。
关于媒介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以及它相应的研究，其实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非常重要的重点，虽然在我们国内，尤其在我们传播学体系下，一般来说大家这个方面关注的不多，或者大家讲到这方面的时候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是它仍然需要我们去关注这些东西。其实回过头来看，回到英国的SSK，就是知识社会学以及巴黎学派，知识和知识生产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构，这种结构如何同社会发展关联。在这个意义来说它是非常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它可能是一个个具体的知识点，它也可能是支配我们整个知识生产和社会底层的结构性的社会支持，所以怎么样去看待它，从什么样的角度能看到新的这些东西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挖的，起码我们国内所写的所谓的媒介史、所谓的传播学、思想史，都没有深入探讨过这些东西对于学科、对于社会、对于媒介发展方面的重大的价值，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做的，我在这其中也做了一点点的东西，但是一个人只是起非常微小的作用，这些东西需要很多人甚至全球各地的人一起去描绘这个“知识图谱”一样的东西，这个“知识图谱”当然不是王老师说的那个知识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