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的干部、工人都是大家一样，从来都没有摆出什么架子来。所以就能够和群众，和大家分不清哪个是当官的，哪个是不同的干部，能够和大家打成一片”，于敏忠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平易近人、人人平等，正是南下干部最鲜明的工作作风与思想底色。
4月17日至19日，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项目组王咏梅教授、硕士生沈路昱和崔雨梦赴江西省南昌市，围绕《江西日报》山东南下干部事迹进行采访。
南下干部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我党派往南方开辟新区的北方干部，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他们早年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积累了工作经验，为创建新的人民政权，远离家乡，到新解放区参与接管和建设。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李德成教授长期深耕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他介绍，江西的山东南下干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源自冀鲁豫解放区，另一类山东干部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抽调前往东北，后续又随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
于敏忠，正是第二类干部中的一员。这位已是百岁高龄的老报人，完整经历了北上又南下的全过程，并长期坚守在新闻战线，是那段历史难得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从烽火岁月里的油印小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报阵地，他书写了跨越山海的新闻人生。
于敏忠老人接受采访（王咏梅摄）
栖霞山区：受到革命启蒙
1926年农历三月，于敏忠出生在山东栖霞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里有四个兄弟，他排行老三。因为父亲会做木工和泥水工，有一门手艺傍身，在闭塞的山村里勉强能维持家用，供孩子识字读书，也让他获得了幼时求学的机会。
于敏忠所在的村子很小，只有十七八户人家，藏在大山深处，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因为村子太小、学生太少，请不起专职老师，他最初只能到邻村上谢家去上学。自己家在下谢家，两村相隔不远，却是少年求学的必经之路。
后来本村终于有了教书先生，于敏忠才得以在本村读书。他7岁上学，读书很用功，读了几年私塾，后又上了小学。“我也读过私塾，像南昌的《滕王阁序》，老师也讲过，私塾先生也讲过，也读过了几年。”这段年少的读书经历，为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也为他后来从事译报、文字工作埋下了伏笔。
平静的山村生活，在他十几岁时被彻底打破。
1937年，日本人侵占了山东。日寇的铁蹄踏碎了中华大地，也打破了栖霞山区的宁静。原本很少有人来往的大山里，渐渐变得人来人往。一开始，年少的于敏忠什么也不懂，对战争、对侵略毫无概念，“慢慢在学校读书，慢慢讲说日本进入中国，紧接着稍微懂得了一点这样的东西。”
过去，栖霞山区村落整体条件贫瘠、对外隔绝，山里农户普遍少有外出闯荡的机会。“在大山里面住，在大山里面生产，农村的孩子对外界都没什么接触。”闭塞的环境导致少年于敏忠从小到大几乎没离开过家乡，从未见识过山外的天地。但随着来往人员越来越多，他渐渐知道，这片大山里来了一支不一样的队伍——八路军。
“慢慢就知道，八路军在栖霞，在海阳那附近，在靠近海边有个牙山，牙山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慢慢就知道还有一个艾山堂（艾崮山），艾山堂也跟我们这边不远，牙山也离我们不远，大概百八十里路。”于敏忠说，艾山堂一带还有八路军的医院，因为地处偏僻，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的重要据点。
牙山
那时，当地实行保甲制度，于敏忠的哥哥是甲长，因此家中经常要接待过往的抗日人员。“八路军来往过要晚上，吃住干什么都要进行招待，所以这样子接触的也就多了，对八路军有所了解。”
八路军在村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抗战意识，特别是这支军队严格的纪律性给于敏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八路军那时候天天在农村里活动”，吃饭、住宿都有规矩，“吃一餐饭给你一斤粮食，那时候没有粮食就写个条子，写个条子说在这边吃了一餐饭，交公粮的时候就可以少交这一斤粮。”
那时候老百姓生活穷困，一斤粮食都是珍贵的东西。这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守纪律的作风，让于敏忠和乡亲们从心底里认可、拥护八路军。也就在这一时期，农村的革命群众团体逐步建立起来：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一个个组织把群众凝聚起来。革命的思想、抗日的道理，一点点走进了这个山区少年的心里。
1942年，于敏忠16岁。这一年，中共在胶东地区成立了北海中学。“北海中学实际上就是八路军、共产党建立的一个训练班，招生还要考试。”于敏忠回忆，当时的农村青年大多不懂革命的大道理，如果直接动员参加八路军，很多人不愿意去；但听说可以去读书，大家都踊跃报名。一心向学、追求进步的于敏忠主动报名，顺利考入了胶东北海中学。
于敏忠青年时期
1942年9月，根据地依托学校选拔进步青年，组织早期学兵前往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集训。于敏忠主动报名参加，不料集训期间，日军对牙山根据地发动残酷扫荡，形势骤然恶化，集训被迫仓促停办，受训青年就地解散，他也只得暂时返乡。
1943年，于敏忠重返学校，发现学校已经大变样。“好多同学们都到了胶东抗大，年龄稍微大一点、身体好一点的，都走了。学校五十多个人，大概只剩下十多个人了。”后来，北海中学与蓬黄福联中合并，办学方向也转为培训地方干部。1944年开始，学校迎来大批基层干部：村长、各部门局长、区里五大会的干部都来学校培训。人多了，吃饭住宿成了大事。学校安排于敏忠负责食堂工作，“当厨房的伙头军，当司务长，买菜买米油盐。”除了管食堂，他还要种菜、养蚕。这段后勤工作的经历，磨炼了他吃苦耐劳、严谨细致、服从安排的品格。
渡海北上：任报纸译报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党内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罗荣桓率八路军主力部队插进东北。与此同时，按照中央要求，山东有6000多名地方干部调往东北开辟新区。
于敏忠的人生，迎来了新的起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海中学迁至黄县（今龙口市），后逐步合并调整，于敏忠则被分配到栖霞县第九区各救会任青年干事，工作地点离家不到三十里路。干了才个把月，就接到通知：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开了介绍信到县委，到组织部住下来，过两天又通知我到地委，地委当时在莱阳。”那时候没有钱也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路。“我过小年的时候从栖霞出发，一百多里路，想争取一天走到，结果没走到，半路天就黑了。”晚上，他在路边一户农民家里借宿。“我们山东人都想高粱米面饺子，过小年的时候，我还吃了一顿高粱米的饺子。”于敏忠对这顿饺子记忆深刻，那是艰苦岁月里难得的温暖。
第二天，他终于赶到莱阳地委。住了几天后，组织部的同志找他和另一位年轻同志谈话：“让你们到东北去，去不去？”于敏忠当时心里犯了难：“隔家那么远，不想去。”和他一起的年轻人更小，年轻气盛，劝他：“去吧去吧，咱俩人一起去，一起去看一看。”年轻人的鼓动，加上革命干部“服从组织安排”的信念，让于敏忠下定决心：去东北！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征途。
1946年春节后，于敏忠和战友们正式登船出发。出发时，海上风向出现了难得的顺向。“那时候海上的风是刮南风，不是冬天的北风。我们从胶东往北走，去东北，风正好转向南风，一路非常顺利。傍晚四五点钟上船，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到了。”
到东北后，组织直接给于敏忠分配了工作：《辽东日报》译报员。“那时候我在电台上，只是做译报员，四个码字的电报译成中文，晚上收新华社的电稿，电稿翻译成中文，就是做这个工作。”于敏忠说，当时新华社发来的稿子不是中文，而是四个阿拉伯数字一组，每一组对应一个汉字，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数字电码逐组翻译成通顺的中文。
《辽东日报》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和谈破裂，东北形势骤然紧张。随着战局变化，《辽东日报》进行调整，因辽东与辽南可能被敌人分割，辽南地区急需创办党报，于敏忠被抽调参与筹建《辽南日报》，他们的驻地选在岫岩县。可报纸还没正式出版，国民党军队就打过来了。于敏忠和通采科科长江村（后来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带着十几个工人紧急撤离。那段日子，是于敏忠一生中最惊险的时刻，人在前面跑，枪在后面追，“爬到半山腰，我调回头来看，后面那个子弹，正一下打到土上。”
他们翻过山顶到了平原，碰到辽南军区的侦察员，被送到了辽南军区政治部。在政治部，于敏忠遇到了《辽南日报》的两位报务员。他们说：“你来了就好了，我们管收报，报也没人译，你来了就可以译报了。”
《辽南日报》
就这样，于敏忠在战火中重新回到译报岗位。白天行军，跟着部队走；行军住下，部队休息，他们就架起电台收报。两位报务员收报，于敏忠来翻译。军区宣传组有油印设备，“那时候办油印，不像现在可以打字，就刻蜡版”，于敏忠他们收报译稿，宣传组刻蜡版印刷往外发，就这样办起了一份战地油印小报。
1947年3月，于敏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5月25日于辽南军区戴家屯（前排右一半蹲者为于敏忠）
1947年6月，东北形势逐渐好转，《辽南日报》迁至辽宁省复县瓦房店，于敏忠担任译报股副股长，报纸正式恢复出版，一直坚持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
破译密码：促使东北土改
在《辽南日报》工作期间，于敏忠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破译一份密码新闻。
“我碰到一个密码新闻，照样来翻一翻，不成句子，连不成句子，怎么搞一番？颠倒过来，颠倒过来也没办法。”于敏忠清晰地还原了当时的困境。这份电文，是新华社用密码发来的一篇新闻稿，内容至关重要。“我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反复看，翻过来覆过来。把这个密码，把这个码字颠倒过来，颠倒过去，加啊减啊，颠倒不过来。最后发现了一个字，又拿这个办法又译第二个字，译成句子了。”靠着耐心、细心与反复推演，于敏忠终于把整篇几千字的电文完整破译出来。
当翻译完成的那一刻，他激动不已，这份密码新闻正是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正式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国解放区唯一的、统一的土地改革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继承并完善了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思想，终结了解放区土改无统一依据的局面。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全国解放区土地改革提供了绝对权威的执行准则。
1947年10月晋绥分局印发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于敏忠看来，土地改革绝非简单的分田分地，而是彻底打破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颠覆了旧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局面。这次土地改革改写了农民的命运，也稳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政策落地后，广大贫苦农民终于有地种、有饭吃、有依靠，摆脱了过去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境遇。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为了保家卫国、守护来之不易的土地，纷纷踊跃参军，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投身解放事业。正是土地改革赢得了民心、凝聚了民力，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为日后东北全境解放、百万大军挥师入关、夺取全国胜利筑牢了坚实根基。于敏忠坦言，破译这份密码新闻，是他一生新闻工作中最高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1948年1月15日的《辽东日报》转载《辽南日报》的创刊周年社论《更好的为战争及土地改革服务》
1948年9月，随着辽南行政区撤销并入辽宁省，《辽南日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年冬天，于敏忠被派到辽阳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在基层一线，他亲身参与了土改政策的落地执行工作。
挥师南下：扎根赣鄱大地
1949年春节过后，于敏忠接到组织通知：南下。
“解放军在前面打，我们就在后面跟。”于敏忠说，南下之路漫长而艰险。他们坐火车一路跟到南京，住了很长时间，等待前方战事结束。在南京，他们遭遇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空袭威胁。组织通知上船南下，反复了七次，第七次才真正成行。
他们从南京乘船前往江西，船行至九江，还没靠岸，国民党飞机就来轰炸。六七百人一条船，只有一个出口，大家急忙下船，场面十分紧张。下船后，于敏忠和战友们一路奔跑到火车站，乘火车抵达南昌，在南昌大旅社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组织确定了分配方案：于敏忠被分配到吉安地区。
1949年6月，于敏忠到达吉安，负责接收当地印刷厂。9月，他被调到吉安地委干校担任总务科长。10月，于敏忠被派往基层，任安福县洲湖区区委书记。1950年5月，调任安福县委秘书，之后又任安福县洋溪区委书记、安福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从山东到东北，再从东北到江西，于敏忠始终服从组织安排，扎根基层，在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一线默默奉献。
1952年，于敏忠的人生再次与新闻事业相遇。
地委打来电话，通知于敏忠到《江西日报》开会。彼时《江西日报》筹备在各地区设立记者站，经地委推荐，于敏忠被任命为吉安记者站站长。
1949年6月7日《江西日报》创刊号
那时的于敏忠，此前在东北只做过译报工作，对新闻采访、文稿撰写并不熟悉，属于采写业务的门外汉。但组织安排，他坚决服从。初到报社，为尽快熟悉业务，他先到基层驻点锻炼，在江西纺织厂待了一个月，由报社老同志斯群（江西日报社资深记者，后调任南京市文联副主席、《青春》杂志主编）悉心帮带、手把手指导，教他如何深入基层采访、如何构思撰写稿件。那时候的采访紧扣国家发展大局，报道主题多围绕抗旱救灾、工农业生产、群众日常生活展开，都是贴近现实、扎根基层的实在内容。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1953年9月到1954年2月，于敏忠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中南分团赴朝鲜慰问，担任宣传组副组长，走访军营、慰问志愿军将士。所见所闻让他深受触动，满怀真情写下《中朝人民心连心》《宝贵的礼物》《普天堡的光芒》等多篇通讯作品。
于敏忠（左一）和战士们，1954年摄于沈阳故宫
从朝鲜归来后，于敏忠便一直留在《江西日报》工作，历任工财组组长、党的生活组组长、编辑委员会委员、南昌记者站站长、江西日报社党委委员、（夜班）总编辑、行政管理处处长等职务，深耕新闻宣传岗位三十余年，直至1985年离休。
三十余年新闻从业历程中，于敏忠始终坚守新闻初心，他强调：“从事新闻工作要实事求是，要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做些有意义的报道。”
对于新闻工作的职责与使命，于敏忠老人有着深刻的理解，话语朴实，却字字千钧：“最重要我觉得是，要好好的学习，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认真的来学习好，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来进行宣传，宣传教育做这些工作，这一切都做好，你才能够宣传好，写好你的文章。”“写的多了，报道的真实了，真正起到作用了。大家看到都很满意，这也就是记者的价值。”
李德成教授这样总结南下干部的精神：“工作上要跟敌人斗争，那个时候还有残余的敌人特务，一些反对我们新政权的建立的问题，要跟他们斗争。还有在生活中跟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北方的文化环境、生活习惯、生活环境，跟我们南方不一样。他们到南方来不但克服工作上的困难，还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我们北方很多南下干部来，很多容易染上几种病，疟疾、疥疮”，“所以他们一直是牢记党的教导，发扬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南方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德成教授接受采访（沈路昱摄）
这位世纪老报人的奋斗足迹，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铭记。于敏忠先后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8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等。一枚枚熠熠生辉的纪念章，映照出他跨越时代的赤诚初心，也镌刻着他一辈子默默奉献、矢志不渝的家国担当。
于敏忠佩戴纪念章
从1926年生于山东栖霞，到1942年参加革命；从1946年渡海北上东北成为战地译报员，到1949年随军南下江西扎根地方与新闻事业，世纪老报人于敏忠，完整走过了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的革命征程，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动荡与建设。于敏忠以百年人生，书写了一位山东籍革命新闻干部的忠诚与担当。他的故事，是“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珍贵的史料，更是一代革命新闻人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采写/沈路昱、崔雨梦
指导老师/王咏梅
